汤汉蒙席，香港和中国的新枢机
梵蒂冈城（亚洲新闻）-现年七十二岁的香港主教汤汉是将于明天从教宗本笃十六世手中领受枢机方帽的二十二位神长之一。接受亚洲新闻通讯社采访时，汤牧自谦地称自不能胜任教宗的召叫，但"对这一殊荣深感荣幸"，展示了教宗对中国教会的关心。目前，共有三位中国枢机。除汤汉枢机外，还有陈日君枢机和单国玺枢机。汤牧表示，他们可以共同工作，特别是巩固加强中国教友与普世教会桥梁教会的作用。汤牧亲身经历了中国近十几年的演变、是梵蒂冈中国教会委员会成员。他对委员会的工作作出了积极的总结，短短几年便传播了教宗给中国教友的信、地下和地上团体日益和解。他强调，教宗的信鲜明指出应拒绝爱国会--这一专门控制教会的机构，因为"与公教教义、与教会结构无法调和"。
就圣座与中国外交关系，新枢机认为这并不是首当其冲的重要问题，委员会不应把全部精力放在这上面。
新枢机与亚洲新闻通讯社一样担心被关押和在警方手中失踪的主教们。但坦诚地表示更加倾向于对中国政府更加柔和的立场：应与他们建立"良好的关系"、然后再表达我们的忧虑。总之，不应"忘记我们的兄弟们"。当年汤汉蒙席刚刚被任命为香港教区主教时，亚洲新闻已经发表过一篇采访汤牧的长篇报道（http://www.asianews.it/news-zh/香港主教汤汉："对话的人"，但"恪守不可谈判的原则"-15126.html）。以下为汤牧在即将擢升枢机前几小时，接受本社采访的全文：
汤枢机，您对教宗给予您的这一新责任有哪些感受？
我感到无法胜任。但我对这一荣誉充满了感恩之情。我自己没有任何堪当这一荣誉的理由：这是教宗要展示对中国教会的爱的决定。是对香港教会的真正鼓励，使其继续履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信徒们做"桥梁教会"的任务。
香港陈枢机已经八十岁了、单枢机也九十岁了。一旦再召开枢密会议，两人都不再可能有发言权了。您被任命为枢机，表明教宗似乎并不希望看到枢机主教中间缺少中国教会的声音
同时拥有三位华裔枢机意味着对教宗的无限感激之情、意味着教宗对中国的关注。我们三人一起共同工作。此外，其他人退休与否并不重要、身为老人没有问题。我们更可以充分利用老年人的经验。陈枢机仍在做很多工作、做很多决定，我们尊重他的意见和他的智慧。
此外，中国文化非常尊老，将老人视为拥有丰富生活阅历智慧的人......
我们所有人都把他们的经验视为宝藏。说多少话都没有用：重要的是他们所说的话的份量。有时，一句可能很宝贵。单枢机积极致力于台湾福传，现在仍然参加很多活动、研讨会、主持礼仪。陈枢机也是这样，他本人充满了活力和激情。他奔走于欧洲、美洲之间，回到香港、坐了一夜飞机马上就接见人、教课等......。他真的比我还要精神。
您如何看待香港教会及其为大陆基督徒做"桥梁教会"的作用？现在，您是枢机了将在这一领域做哪些工作呢？
我要立即说明香港教会不仅仅只是神职人员，还有平信徒：我们是一个团体、我们都是教会，从人到高层直至最后一名教友。现在，中国人的自由多一些了，有多名中国司铎或者教友团体访问香港。多年来，我们为他们组织了欢迎团队，以接待他们、让他们参观团体、我们的要理中心。由此，我们向他们展示怎样向慕道者讲解要理、我们授课的内容。如果他们是学习神学的、修生、司铎、修女，我们就邀请他们参观修会或者修道院。这样，他们就可以把他们的经验同我们的做比较。这样，他们向我们学习、我们向他们学习。我们也借此向他们提供一些普世教会的新教导和生活。过去，许多香港人士到中国教书，现在少了。但今天，更多的人到香港来。事实上，是双向的交流。总之，香港不仅仅是桥梁教会，可以说是中国教会的姐妹教会。这种子的成果我们还不知道，但我们希望能够获得丰收。
您一直是已经成立五年的梵蒂冈中国问题委员会成员。您认为，这些年来中国福传、为圣座和北京之间外交关系的恢复取得了哪些成就？
委员会取得了很多成就。这一机构是在教宗于二OO七年六月发表了给中国天主教徒的信后建立的。同年秋天，委员成立了。我们的工作与这封信的内容密切相关。指引了如何处理中国教会生活中所面临的问题。
信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公教教义、教会生活的结构体制。为此，指出爱国会与公教教义和天主教会的结构无法调和。此外，信中还告诉中国政府，教会无意政治目的或者利益，但激励其成员完善自己的国家、为社会做贡献。
第二部分是司铎、修女和平信徒的教育。我们都需要教育、教育不仅限于修道院，而是还要继续。我们一生都应学习。近年来，委员会取得了许多很好的成绩。首先，我们发表了《纲要》更加言简意赅的方式解释了信的内容，阐明了更加重要的方面。第二，我们努力帮助人们接纳这一信息。第三，落实信所传达的信息。我们从这项工作中也接到了一些有关如何落实信的指示的问题。我们向委员会提交这些问题，以便在圣神的光照下寻求答案，并经教宗批准。
谈到圣座与中国外交关系，应该说这只是问题的一部分。首先，我们应该就我们的生活采取行动；外交关系在后。不能把所有问题都混在一起。
参加委员会的工作，使我学到了许多东西，我非常感谢教宗给了我这次机会。在种种成就中，还应提到地下和官方团体之间关系改善、更加友爱。紧张和攻击仍然存在--特别是来自地下团体的，但与过去相比少多了。
外交关系方面，没有什么改善。或许我们应该更多地祈祷、鼓励政府接受对话。
春节前，亚洲新闻要求中国政府释放在警察手中失踪或被判处劳教的主教和司铎。我们没有得到任何回应，无论是北京政府还是驻罗马的中国大使馆。香港教会也多次要求释放他们。我们能为受迫害的兄弟们做些什么呢？
我也和你们一样担心我们这些兄弟们的命运，特别是年迈的苏志民主教和师恩祥主教。但我的观点与你们不同，我首先会谋求改善我与当局之间的关系。一旦相互认识、有了良好的关系之后，我再开始表达我对这些主教的忧虑。例如，我应邀参加二OO八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我告诉他们我非常高兴受到邀请、奥运会是我们的国家获享光荣的机遇。我们建立了最基本的相互信任后，我告诉他们说作为天主教徒，我很担心监狱里的中国主教们。我告诉他们这种事对国家并不好。一旦主教们能够重新获享完全的自由、尊重他们的人权了，他们可以为国家作出更大的贡献。
同时，他们的获释也可是使中国在国际社会享有盛誉。我们也应该为此不断祈祷、永远也不要把我们的这些兄弟们遗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