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Bernardo Cervellera

自去年十二月至今，中国教会正艰难地努力重建官方和地下教会的合一。这一历程，被中共的战略推向了危机。“越南模式”说。北京对“茉莉花革命”的恐惧似乎已超过了其对教会与社会和解的关注

罗马（亚洲新闻）—中国教会和梵蒂冈正在慢慢从去年年底遭遇的打击中恢复过来。然而，圣座和中国都有人认为，无须过于重视外交关系了。

       第一打击是二O一O年十一月二十日承德郭金才神父（见照片）在未经教宗批准情况下祝圣为主教。八位官方合法主教，即与圣座共融的主教在承德平泉圣堂出席礼仪。据各教区教友介绍，主教们是被强迫参加仪式的，冒犯了与教宗的共融。

       而梵蒂冈和教会所遭遇的更严重打击是至少四十位主教被迫参加全国天主教代表大会。这一组织，被教宗本笃十六世视为不符合公教信仰路线。对于天主教会来说，主教应该始终是大会的领导人。而中国的天主教代表大会中，主教们与其他成员同等，还是少数。

       二O一O年十二月七日至九日在北京召开的大会，就是为了选举中国主教团（因没有地下教会的主教教宗不予承认）和爱国会的新领导班子。其宗旨，与天主教道理无法调和。

       中共一手导演下，大会选举昆明（非法）主教马英林为中国主教团主席、（与教宗共融的）临沂教区房兴耀主教为爱国会主席。

由此，未与教宗共融的人领导主教们组成的组织（中国主教团）；而与教宗共融的主教则是另一个违背公教信仰的组织（爱国会的）领导人。上述决定，无不是为了让官方和地下教会修和举步维艰。二OO七年五月，教宗本笃十六世在致中国天主教徒的信中激励官方和地下教会不断实现最大程度的合一。应该说，这一合一当时正在取得部分成果。

上述两起事件后，梵蒂冈都发表声明强烈抨击了爱国会以及似乎在背后操纵一切的爱国会副主席刘柏年。并以十分尊重的口味对待政府、留下了可能未来对话的空间。文件谴责了明显的缺乏宗教自由、“令人无法接受的敌视行径”。

自去年十二月至今，中国中国教会正艰难地努力重建官方和地下教会的合一。事实上，对地下教会来说，官方主教们太软弱、太顺从了；且不服从梵蒂冈的指示（曾要求他们不要参加违反与教宗共融的活动）。

而许多官方主教，因被拖进了如此不明不白的境地而感到很尴尬、痛心。大会后，因感到羞耻，多位主教曾躲在家中几天不见任何教友。部分人似乎就坡滑向绝对爱国主义，满足于独裁政权给予的空间、批评梵蒂冈“不理解”中国的特殊情况（即将信仰屈从于政府）。

许多人感到失望。因为，他们曾认为正迈向尊重宗教自由的平坦大道，并最终实现外交关系。那时，梵蒂冈内那些愿意与北京作出任何妥协、对许多问题视而不见的人也失望了、茫然了。

中国如此强硬和暴力的做法，总之取得了一个许多中国教友都认同的结果：鉴于北京还没准备好让圣座任命自己的主教，梵蒂冈还是最好放慢其实现外交关系的步伐。

官方和地下教会的主教们也认为，现在最紧迫的任务是巩固教会的合一；指“政府的宗教政策停滞不前了”（齐齐哈尔教区主教魏景仪）。

值得注意的是，北京社科院的部分人物（如任延黎）也指中国的此举倒退回了毛泽东时代最糟糕的气氛。

在此支离破碎的局势下，继续低级别关系和对话不太可能了。而此类低级别关系和对话，北京和圣座初级阶段关系中维系至今。

但梵蒂冈内有人并不认输，还在希望中国的政策能够恢复理智。但显而易见，圣座应坚守其信仰和政策的基本原则，不能妥协。同时，梵蒂冈还有人在想着如何重建与主教的关系，与那些忠贞的和那些表现出软弱的主教们的关系。

教宗本笃十六世接见外交使团的讲话中，揭示了梵蒂冈的一个新建议。一月十日接见外交使团的讲话主题是宗教自由，教宗谈到了中国，揭露基督信仰团体遭遇的国家施加的压制。

几乎是在给北京建议一种教会与国家的关系，本笃十六世在中国之后马上提到了古巴的模式。这一共产党国家，与梵蒂冈的关系已保持七十五年之久了。此外，教宗还提到了越南的积极经验。河内当局“接受了我指派的代表，这名代表将通过其对这一国家的可爱天主教会团体的访问展示伯多禄继承人的关怀”。

中国可以尝试“越南模式”：这种模式并非是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关系，而是国家允许其国内的天主教友与信仰相关的圣统制度保持关系，由此确保他们的宗教自由。无疑，梵蒂冈的越南事务代表并非常驻越南，但可以根据其职务以及教友们的需要走访这一国家。

在外交界都知道越南（小弟弟）和中国（老大哥）之间关系密切。过去，两国相互抄袭迈向经济世界和世贸组织的开放。再次相互抄袭天主教会与梵蒂冈之间的关系也是可能的。

部分意大利主教也向梵蒂冈建议了与“越南模式”类似的结构，以克服与北京外交关系的障碍。部分建议指应在中国周围地区（如新加坡、香港、澳门、台北……）建立教宗代表处，可以自由来往于中国、同天主教教友和主教见面。

非常了解中国并十分接近梵蒂冈的部分人士指出，没有外交关系并不能妨碍中国教会生活、不会影响公教信仰。这意味着，可以中国在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帮助中国。更有甚者，部分人甚至指现在尝试外交关系将会使地下教会的教友远离梵蒂冈、侮辱圣座的道义权威。因为现在中国对待其人民的态度和方式根本不尊重人权。

但“越南模式”也有其困难之处：事实上，这要求中国对圣座有善意，允许选择主教、其代表进行牧灵访问。很遗憾的是，目前的中国感受身陷国际压力的包围中（诺奖得主刘晓波被北京定为“犯罪分子”）、被内部问题吓破了胆（生活昂贵、通货膨胀、失业、贫富悬殊、污染……），因此而导致的社会紧张局势愈演愈烈。

更有甚者，持不同政见者在展开人性尊严与人权斗争中发现了基督信仰、纷纷皈依。对北京来说，持不同政见者与信仰的统一是其最害怕的。

北京唯一的可能是，接受与圣座妥协、作出社会和平的保障、这才是当今中国最需要的。

北京的意图迄今都不明朗。与此同时，许多圣座选定的主教候选人等待祝圣。如果北京决定至少让部分人祝圣，就意味还愿意对话。但截止到目前，似乎都很难：主宰着北京的与其说是与社会、与教会修和的愿望；倒不如说是对“茉莉花革命”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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