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教会是教难以及唯物主义危机的产物
过去的种种困难——“官方”与“地下”的分裂——以及昨天和今天的教难，并未能遏制住教会的成长。时至今日，尽管存在种种不足，在经历了唯物主义抵制天主、抵制人的大肆侵袭后，教会广纳青年、知识分子、农民工、艾滋病患者
罗马（亚洲新闻）—在刚刚发表的致中国天主教徒的信中，教宗本笃十六世给人们揭示一个崭新的中国天主教会的形象。教宗为天主教徒在近六十年的教难中所表现出的绝对忠诚感到高兴欣慰。同时，呼吁官方和地下教会的天主教友们合一、和解。指出，教会“在和好的路途上有许多‘信仰见证者’的榜样和祈祷在支持着你们。他们曾为了教会在中国的将来奉献了他们的生命、受了苦难、作了宽恕”（第六号）。
人们越来越强调中国变了，新的经济发展前景、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危机、官员腐败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宗教政策的模棱两可——开放和关闭、新意和强硬、现代化和监狱。在这翻天覆地的变化中，教会也随之变化。一九四九年，毛泽东执掌政权后，全国共有三百万名天主教徒；今天，中国天主教徒的人数至少有一千二百万。教会正在逐渐走出“爱国”和“地下”教会、忠于党和终于教宗的分离阴影。共产党的危机以及天安门惨案，揭示了中国权利的真正面貌，唤醒了“爱国者”。与教宗，特别是先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的友谊已经使他们重新与一度分离的羊栈合一、合作。此外，许多殉道者的见证激励着人们关注执着于真理，而不是妥协或者让步的信仰。每年十五万成年人领洗充分证实，在残酷的教难中，中国的天主教会始终保持着生命力。事实上，以青年为主的信仰皈依时值政府正在强行征占官方教会财产，试图遏制地下教会司铎之际，强迫他们每天晚上都要不断更换住宿地点。然而，尽管如此，基督信仰团体仍成功地传播了信仰、开展了神学教育课程；在城市用电脑传播福音；在大学里，基督信徒们每天同知识分子一道共同探讨当今的社会问题——经济发展、污染、唯物主义危机。
八十年代初，中国教会刚刚走出文革的浩劫，经历了几乎二十年的修院和修会关闭；教会还处于分裂状态、缺乏司铎、所有的司铎还都年迈体弱、没有修会会士和修女。今天，中国教会是年轻的、但却更加合一。许多教区司铎的平均年龄为34到35岁；许多地区的教区修女会圣召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尽管政府仍然禁止成立男修会团体、或者将男性圣召聚集起来。教会的一些活动也逐渐成熟起来，天主教友们从仅仅为了生存的牧灵，过渡到了开展爱德事业，开办孤儿院、老人院、照顾艾滋病患者。许多情况下，在铲除精神支持的中国，他们为穷人提供免费的药品和治疗。官方和地下教会的上述努力，受到了政府的肯定。因为，填补了国家本身忽视或者无法做到的空白。
除外来教难所造成的问题外，这一教会还要正视断代问题、新教友和老年教友之间的代沟问题。
在司铎和修女中，缺乏中年过渡阶段的形象——年龄在五十至六十岁之间，即文革期间断代的。事实上，这一年龄段才应成为他们的领导人或者神师。
没有可以追随的榜样时，就会面临青年圣召沦于各种活动和博爱事业的危险，更有甚者，追求功名利禄。
另一个问题是，从虔诚的信仰过渡到更加成熟的信仰，能够善度和见证与耶稣基督关系的喜乐。许多农村的人们都皈依了信仰，因为天主教司铎可以驱魔；或者通过祈祷能够治愈病患。但是，在大都市里，中国的天主教徒们学会了为用信仰去回应充斥着消费主义、青年精神空虚的社会所提出的问题。在许多大学里，基督信徒们与教授们一起学习工作，努力反思经济野蛮发展所带来的恶果——水源和城市污染、移民、腐败和缺乏法制。
一位司铎向亚洲新闻通讯社表示，在经历了唯物主义抵制天主、抵制人的大肆侵袭后，“人们渴望天主”；“渴望一位能够帮助他们改变社会的天主”。他继续强调，“教会蒙召去倾听人们从内心发出的无声的呐喊”，充分展示出“信德与理性之间的完美合作有助于改善人类的生活；激励人们尊重天主的创世工程”。
事实上，在新领洗的教友中，有大学教授和大学生，他们曾长期探索生命的意义。对于他们来说，在中国流传最广的传统宗教佛教或者道教是值得尊重的，但却无法满足科学和理性的需要。
在新领洗的教友中，有许多贫困的人和农民工、有从农村到城市寻找机遇的青年，他们渴望能够为自己留在家乡的亲人挣得一些财富。但在中国的经济领域中，他们被视为奴隶，得不到合理的工资甚至根本没有工资，并被贯以黑工的烙印。而在教会中，他们找到了支持和帮助。
另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