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从毛泽东时代至今，腐败掌权
罗马（亚洲新闻）—正准备在十月一日庆祝建国六十周年的伟大和强大的中国，无意与历史做个了结。许多人都希望充分总结一下，一九四九年的理想究竟有多少实现了、究竟多少又遭到了背叛。
解放前，曾是中共地下党新联贵州省领导小组组长的朱厚泽在接受香港英文报纸《南华早报》采访（22/09/2009）回忆起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的讲话时表示，“我们以为我们马上就解放了；开始建设一个崭新的、自由的、民主和繁荣的国家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朱厚泽曾经担任中宣部部长。但今天，他已经成为对党的发展“感到失望”的一员。值得追忆一下六十年来的某些“成功”，以及“失败”。
仅从经济和政治方面而言，可以说中共在最初几年里赢得了人民的敬仰：没有蒋家王朝时的腐败或者分裂；通货膨胀低；（依照苏联模式）重建重工业；农业大丰收。但是，毛泽东的一意孤行以及对经济的无知导致了造成大约五千万中国老百姓活活饿死的大跃进（1958-1961）。在人们的记忆中，绝望的农民拼命地找粮食、街道两旁到处是骨瘦如柴的尸体、饿得忍无可忍的人甚至用尸体充饥。
为了遏制党内的批评意见（要将其赶下台），毛泽东又于一九六六年掀起了文化大革命，并持续至其一九七六年死后。这场文化大革命，时至今日仍然是人们心中挥之不去的浩劫——社会四分五裂、家庭妻离子散、数百万人惨死、中共内部“少壮派”和“元老”分裂；红卫兵和军队文工武斗、父母和孩子众叛亲离。
七十年代末，被视为“改革家”的精彩决策的邓小平的开放政策，实际上完全是一种需要。为了把中国从饥饿中挽救出来、从经济土崩瓦解的境地解脱出来，邓小平向外籍投资大开了国门；开启使中国获得今天辉煌成就的经济改革。
邓小平的目标是实现四化（军事、科学、农业和工业），当却缺了第五个现代化——民主。为此，就经济方面而言，国家才有了目前在人眼中几近令人嫉妒的成就。但在人权方面，却仍然是被排斥和蔑视的处境。改革三十年后，中国没有新闻、结社、宗教自由；执法、立法和司法三权全部在中共控制之下。
被中共牺牲掉的中国社会
鲍彤曾经是前中共领导班子成员，因一九八九年民运开始走麦城。被关七年、至今仍处于软禁状态。在长篇探讨邓小平的改革政策（自由亚洲电台05/01/2009）时，他指出，与毛泽东时代相比所发生的划时代变化应该归功于邓小平。尽管满怀着皇帝老子的嚣张，但伟大舵手所牵挂的是“社会主义”是中共、是中国的理想。而邓小平却指出，中国的一切都应为“维护党的领导地位”服务。维护党，变成了最重要的；维护公民权益却成了次要的。鲍彤继续指出，由此，中共的存在也就等同于牺牲中国社会。
胡锦涛的中国继续以令人震惊的方式推动和改善经济。北京似乎要第一个战胜全球经济危机（尽管还有大约六千万失业人口），但第四代领导人时代，社会的稳定以及中共的霸权仍然停留在原有的水平上。
失败与腐败
党内出现了要求最大程度民主、进行政治改革的呼声。如今已经七十八岁的朱厚泽与多名退休中共元老级的党员干部多次联名致函中央领导人，批评导致了腐败严重泛滥的对党的权利缺乏监督管理机制，要求民主和新闻自由。但是，却从未得到过任何回答。朱厚泽表示，“我们应该克服一味追求市场经济发展和维护一党制的狭隘观念。我们应该开始政治体制的改革”。
刚刚闭幕的十七届四中全会（二OO九年九月十五日至十八日）上，谈到了同腐败做斗争及党内民主，但却没有任何具体的指导性方针。不仅如此，胡锦涛在一次庆祝建国六十周年的大会上再次重申其热衷的口号“民族及宗教和谐”、“加强团结”、“化解矛盾”、“推动民主”。但却又立即明确指出，决不会“照搬西方模式”，要实现“中国特色的”体制，即不断维护“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尽管世人有目共睹中国的种种伟大成就，但其种种失败在也同样是有目共睹的：在一个国家控制着70%经济的社会中，遏制了各类的创造性、一味助长了不劳而获；广泛渗透到各个领域的腐败给国家财政造成重大损失，腐败金额占国家生产总值的3%；穷人、退休人员、失业者得不到社会福利赞助；医疗和教育体系几近土崩瓦解；为了供孩子上大学读书，家长要兜售自己的器官；中共党员干部制造污染、肆意渎职、强占土地和住房。由此，中共已成了“腐败”的同义词。
《亚洲时报》（二OO九年九月二十三日）报道，广州一名六岁孩子在回答“长大干什么”的问题时，气语轩昂阵阵有词——“我要做贪官。妈妈总是说，贪官什么都有，他们的家里有好多东西”。
“群体事件”和文明社会
许多分析家都在问，中国这样一个经济巨人、政治改革的跛脚鸭是否能够继续下去；或者有朝一日终将土崩瓦解。
今天，中国污染的增加速度与经济发展并驾齐驱。据中国媒体上刊登的最新统计，去年共发生10万起“群体事件”（至少4到5分钟一起）、数以百计甚至千计遭到压制的抗议。而原因，不外乎申冤、工资被拖欠、污染中毒或者土地遭到强行暴力非法征占。这一数字，比公安部公布的二OO六年的87,000起增加了16%。此类“群体事件”导致中共机构和办公室、警察局派出所被烧毁；警民冲突；双方都出现死伤。
中共继续宣扬“稳定高于一切”；就象六十周年大庆前夕一样，随时逮捕（大约6,500人）、安插间谍和警察、部署坦克。
为了维护党的绝对领导地位，中共继续让人民去死。这些人民，也就六十年前创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组成部分。
但时间并没有流逝，更加令人惊异的是，恰恰在这几十年里、恰恰在这一人民中，一个文明的社会日益关注人权。他们中有活跃分子、记者、律师、消费者、母亲、职员、企业家、官僚。他们在非暴力下揭露中共的种种丑行；为中毒孩子的健康发出呼吁（如三聚氰胺奶粉事件）；捍卫他们的土地和财产权益；坚持宗教自由；强烈要求通过选举来表达对领导人的肯定与否。
鲍彤认为，中国社会改革将由这一“民权运动”完成的。“如果人们可以维护自己的权利、给予他们应得的一切；如果国家政权在公众舆论面前低头、党员干部为国家服务；如果人们可以检验官僚们的工作，摒弃所谓政府领导的‘神权’，那么中国还是有希望的……。中国的希望是奠定在和平、随时准备好、坚持到底的民权运动基础上的。这一运动，将用活跃主义来实现宪法、挽救这个国家和人民”。（第二部分完）10/08/2020 1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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