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京生指出“我们期待着中国也能掀起茉莉花革命”

作者 Wei Jingsheng

如果要中国的民主或者阿拉伯的民主，就需要认真评估独裁政权的力量以及要推翻独裁政权的力量。在中国，民主和人权是曲高合寡的阳春白雪：迫切需要群众行动。中国知名持不同政见者的分析

华盛顿（亚洲新闻）—这两个月，阿拉伯国家的茉莉花革命闹得沸沸扬扬，而且已经大大超越了阿拉伯的范围，向四面八方扩展开来。中国的小青年们也有样学样，在二月二十日那一天搞了个中国的茉莉花革命。由于正好赶上中共神经紧张，强调高科技维稳的时机；也由于小青年们经验不足，低估了共产党的能力；所以没有造成多大的动静，反而使得很多坚定的骨干力量被警察抓走。看上去似乎是得不偿失。

其实不然。年轻人必然经验不足，这很正常。但是年轻人有冲劲，敢为理想牺牲。这就驳斥了那些看不起年轻人，说什么一代不如一代的九斤老太。这说明了江山代代有才人出，中国的希望就在这些敢想敢干的年轻人身上。经验是可以学习和积累的，跌倒了还可以爬起来。长江后浪推前浪，只要后继有人，就总会有成功的一天。

但是批评者的意见也是有价值的。看看阿拉伯国家的茉莉花革命，可以增长很多的经验。对照一下这次茉莉花革命成功与失败的经验，就可以看出我们中国人的差距。

我觉得首先一条就是时机不对。无论是突尼斯，还是埃及、利比亚的革命，都是在酝酿多年而且恰好赶上民怨鼎沸的时候。这才会一呼百应，造成形势。这次中国的茉莉花革命仅仅凭靠阿拉伯国家的革命形势，没有真正发动起中国社会的情绪，所以使得运动仅仅浮在表面，没有坚实的群众基础。当然也就不会一呼百应，势如破竹。

中国的社会虽然也像埃及一样，受到官僚资本的极度剥削。而且现在也正在遭受着通货膨胀和大量失业的痛苦煎熬。但是人们的痛苦并没有集中在针对共产党这个目标上，而是分散在许许多多细小的事务和人物上。这和1989年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当时的目标虽然不高，仅仅不过是反腐败，但在当时却是全国人民都比较认同的目标，确实触及到了大多数人的痛处。所以那时虽然没有什么组织，却能够一呼百应造成形势。这和最近的阿拉伯革命十分相似。

但是这次的中国茉莉花革命却没有这种形势。被拆迁、被下岗、被剥削、被封口等等的痛苦，并没有被集中到不合理的政治体制上来，或者说还没有被集中到共产党的专制制度上来。反抗的情绪还没有高涨到群情激愤的情况下，邯郸学步地搞散步游行等等活动，必然是二月二十号那样的结果。在群情达到激愤的水平时，任何一个突发事件都会像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一样，造成崩溃的形势。

以上的分析说明，掌握运动的节奏和时机，是必须向所有成功和不成功的革命学习的经验。仅仅凭着热情，则不会得到革命的成功，不会造成改变社会体制的重大成果。每一次社会体制的重大变革，看上去好像是偶然的，其实都是多年宣传和鼓动的结果，更是选择时机和目标的结果。即使是多年的宣传和鼓动造成了群情激愤，时机和目标选择的错误也会导致革命的失败。二十多年来中国的革命在低谷里徘徊，主要原因就是目标和时机选择的错误，而不是缺乏社会动力。

以这次中国的茉莉花革命为例。它的目标是打倒共产党建立民主制度。这从原则上看当然正确无误。但是人们为了一个还没有出现的美好未来流血牺牲的动力，远远不如为了解除现实的痛苦更紧迫，更来情绪。目前，大多数国人能够理解到的现实痛苦并不是缺乏民主和缺乏人权，而是通货膨胀和极度剥削造成的贫富差距。柴米油盐是下里巴人，能够一呼百应。民主人权是阳春白雪，必然和者寡。

没有一次民主革命是靠着民主的口号发动起来的，而都是在造成革命的结果之后才选择了民主的新制度。每一个单独的人民都有他自己心目中最重要的目标。只有当这些目标汇合成潮流的时候，才会有革命的爆发。只有当革命的目标能够融合大多数人心目中的目标的时候，革命才会势如破竹。只有当阳春白雪包裹在下里巴人之中的时候，才能够一呼百应；才能从最低的目标开始，达到最高的结果。

新思想的宣传和推广是第一步。没有新的思想和目标，没有杰斐逊和亚当斯这些民主的先驱，就不会有美国的民主制度。革命就会像巴西那样，推翻了葡萄牙国王的统治，换上了一个巴西的皇帝。所以说杰斐逊和亚当斯这些先驱是美国民主的父母，一点都不夸张。但是美国革命却是由最基层的波士顿茶党发动的，并且是依靠茶党和农民完成的。吸引茶党和农民的目标，并不是民主自由，而是由于英国对美洲殖民地的剥削，给美洲殖民地人民造成的痛苦，进而使得大多数人从痛苦中解放自己的希望促成了这次革命的成功。

假如当年的美洲殖民地人民和英国统治者妥协，而不是斗争到底，还会有民主的美国产生吗？当然不会。现在，如果人们向共产党和穆巴拉克、卡扎菲妥协，而不是坚决地推翻他们，会有中国和阿拉伯的民主产生吗？当然也不会。这就是规律。

人们都希望用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方式解决各种分歧和纠纷，也就是都喜欢用讲理的方式。但这是在建立起讲理的规矩之后，和讲理的人之间解决问题的方式。和不讲理的暴君们，没有什么道理可讲。只能用对付敌人的方式消灭他们，才能重新建立起讲理的社会制度。即使在建立起民主的社会制度之后，对付那些不讲理的盗匪和暴徒，也还是需要使用暴力，需要军队和警察。

幻想永远消灭暴力，就像幻想理想的共产主义一样，带来的只能是相反的结果。那只会使暴力泛滥，人民遭殃，独裁者永远骑在人民的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