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日君枢机续探讨保定教会及安树新主教事件
＜用共融之信攻击异己？＞
面对《30天》二○○九年十二月那份杂志上Gianni Valente对我的批评，我祇指出了那些不符合事实的错误。其实我有很多理由该批评他的文章，例如《天主教在线》网站极有专业水平地访问了安树新主教，并在得到他过目并同意后才公布了，Gianni Valente却形容那访问像是「警察审问」一样。
Gianni Valente又写文章了，这次我不能不表示我的强烈谴责。他的文章里满是偏见，高傲的判断，并严重曲解了教廷的，甚至可说教宗的，信件的原意。
看了他文章的题目＜共融之信＞，本以为他会高兴地表示欣赏教廷公正地解决了一个痛苦的案件，并鼓励各方面重建那长期破碎了的和谐。
但我在那文章里见到的却是他固执坚持自己的偏见，更使我担心的是：他错误的解释能误导许多人，非常危险。
我知道我在作出严重的批判，读者当然可以批判我的批判。
(1) 那些批评安主教的神父（不论他们对或不对），他们并不批评他从地下到了地上，而是「怎样」到了地上。我不认识那些神父，他们在分裂后所做的很多事情我绝对不敢赞同；但是谁对一个像保定教区的成员的心态就算祇有一点儿的了解，也不会否认那些神父见到监狱出来的辅理主教和地上非法主教共祭真不容易了解。当他们问教廷解释时，传信部的一位文书回答说不必解释，其实该是相当容易解释的，这次教廷国务卿的信内不是成功解释了吗？传信部的二○○九年十一月的公告说圣座没有写信向安主教施压力要他公开，但传信部没有否认以某种方式鼓励他公开，甚至批准他与非法主教共祭。他们又把他提升为助理主教，在二○○八年的信里更毫无保留的赞同他一切所为（当然也包括那共祭）。
(2) Gianni Valente说安主教选择了从地下上来，「一面忠于教宗，一面尊重政府的做法和约束，去执行他的牧职」。
当然这是他的善意，但教宗在二○○七年的牧函里说：「差不多常常政府的一些要求，是我们良心不能接受的（如和非法主教共祭，参与和教会本质不合的机构）。
(3) Gianni Valente 说「在国务卿的信中……虽然安主教在爱国会内任职，教宗仍肯定他是保定主教的职权」。但这不是说教宗肯定这情形正常。信中很清楚说「这决定（参与爱国会）本该避免」，也就是说「是错误的」，所以别人也不该这样做。
教宗没有叫安主教申明退出爱国会是一个妥协的办法，为某些理由作出的妥协，正与教宗没有命令那些地上的主教们退出爱国会，其目的当然是希望他们从那不正常的处境争取正常化。那末教宗为什么不叫安主教退出爱国会呢？我以为不难明白，是为了避免政府以为安主教玩弄他们，恼羞成怒，而作出一些不理性的报复（如推出一批非法主教）。Gianni Valente不是傻瓜，他应该明白这事的。其实这也该说是「将错就错」。
(4) 对信中这关键的段落Gianni Valente 却落墨不多。例如「你最好不要主动放弃……」是什么意思？我以为意思是「如果政府逼你要作出选择，那末你也祇能被动地回到地下了」。Gianni Valente故意避免解释。
(5) 在Gianni Valente的意文译文（英文是正式版本）有些问题。译文说：「最好不要主动放弃……为的是陪随及领导……」，这不准确，原文是「最好不要主动放弃……且（却）要（回去）陪随及领导……」。前后两句是平行的，后句不是前句的附属句。
(6) Gianni Valente说这封信祇是示范怎样「执行一些普遍原则」。这样说法未免把事情太简化了，这里有人行了一段冤枉路，而教宗作了极大的努力，保全了真理和爱心之间的平衡，把弯曲的扭直了。
当教宗说个别的主教有责任作出那极困难的决定时，当然指的是按上面的原则作出决定。安主教接受爱国会内的职份的决定不祇是「有磋商余地」，而是错误的，虽然安主教主观的动机是教会的益处。教宗坚信他的忠诚，宽恕他的错误，再肯定了他的主教职权。
(7) 有人说安主教作出的决定是因为他害怕而投降，这样说法当然非常不公道，但国务卿的信固然申明了那决定已越出了教宗牧函内的指示而本该避免，别人也不该再犯这类错误。
(8) 关于说「教廷要大家跟随安主教」也容易造成误会。要大家跟他进入地上团体吗？看来不是，上述（第5点）那段话说：「安主教要（回去）陪随地上和地下的神父们」，看来「地下神父」是指那些还留在地下状态的神父。
(9) 关于Gianni Valente一网打尽地说「批评主教的都是一些因固执己见而树立党派的人……」我真不敢苟同，愿主宽恕他。
(10) 至于他说「那些不需要的外来压力」看来是暗指本人了，我倒并不介意，如果从外面我们能帮助两方彼此了解、尊重，帮助他们在真理及爱德中重归于好，那么我们真有福了，「缔造和平的人是有福的」。
二○一○年三月二十六日
29/07/2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