辅仁大学向韩大辉总主教授予荣誉博士学位
作者
Bernardo Cervellera
单国玺枢机、陈日君枢机以及多位台湾主教和政界人士出席。韩总主教的博士论文主题为圣座驻中华民国首任代表刚恒毅枢机。刚枢机积极维护中国人民抵制西方列强、是地方圣统制的倡导者、中国文化与福音相融合的主保
台北（亚洲新闻）—今天，台湾辅仁大学向圣座万民福音传播部秘书长韩大辉总主教授予哲学荣誉博士学位。为此，韩主教向亚洲新闻通讯社表示，“这一博士学位使我与圣座更加紧密团结在一起，推动文化进步、基督信仰文化与中国文化的融合”。传信部秘书长希望此类努力有助于中国的福传，使“基督徒保持对教宗的忠贞、对他们的身份的忠贞”。
隆重的仪式在辅大举行。高雄教区荣休总主教单国玺枢机、香港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君枢机以及多位台湾主教（高雄教区刘总主教、台北总主教区洪总主教）、台湾学术界代表以及中华民国驻教廷大使王豫元等出席。
祈祷后，各界人士分别发表讲话，强调了荣誉博士学位的价值、韩总主教身为慈幼会士、香港和中国的教授、直至圣座万民福音传播部秘书长——“梵蒂冈中职位最高的华人”——所付出的努力。与会者一致强调了韩大辉总主教加入大学师资旨在加强大学创建的宗旨——传教事业：通过文化福传华人世界。
辅仁大学校长表示，文化使命也是见证，还特别提到了单枢机、陈枢机。刚刚度过九十华诞的单枢机虽然身患癌症，仍孜孜不倦地致力于台湾和中国教会的传教；陈枢机刚刚为捍卫香港教育自由、抵制政府的控制结束了三天绝食。
在部分主教、修会会士和中国教友的努力下；在刚恒毅枢机（1876-1958）的大力支持下，辅仁大学于一九二五年正式创建。在中国人的头脑中强化信仰本地化，要归功于刚枢机的不懈努力，他坚持在修院中教授中国传统文化课、一九二四年在上海召开了首届中国天主教代表大会、一九二六年祝圣了首批六位中国国籍主教、支持在绘画和建筑中将基督信仰艺术与中国传统艺术结合起来。对刚恒毅枢机的生平进行坦率的研究便会发现，在过去和当今中国盛行的许多意识形态口号是站不住脚的。毛泽东政权上台后，大学被迫关闭、建筑被没收、传教士被驱逐。但一九六一年，辅仁大学在台湾恢复重建了；今年还举行了在台五十周年庆典。
韩总主教的论文恰恰是围绕刚恒毅枢机的形象展开的，揭示了他对中国人民的爱、对中国文化的爱；他对西方列强以及其在中国扩张的谴责、他对穷人的慷慨、旨在继续展示“并非殖民主义者的”基督信仰，而是基督之爱的启示，也是中国人的宗教渴求的圆满实现。韩总主教还谈到了著名的中华民国外交官，后皈依信仰成为本笃会士的陆征祥，将道教与天主教联系起来。
礼仪尾声之际，显得十分激动的韩总主教就获得荣誉博士学位向亚洲新闻通讯社发表评论指出，“我对此深感荣幸。原因有二，首先是这所大学是圣座于一九二五年创建的，目标十分明确：教育培养平信徒和司铎。这一博士学位使我与圣座更加紧密团结在一起推动文化进步、基督信仰文化与中国文化的融合”。
谈到第二个原因，韩总主教表示“辅仁大学的创始人是当时身为宗座驻中国代表的刚恒毅枢机。这一发现，对我来说太美好了。他的思维方式充分表达了对中国的爱、热衷创立中国式的基督信仰艺术和风格。这一切，使他的形象对每一名愿意成为今天中国传教士的人来说都更加具有现实意义和建设性意义。此外，就某种意义而言，在大学方面，刚枢机也是我的前任（他曾于一九三五年起担任传信部秘书长）。我很高兴承袭这一传统”。
谈到此类努力在中国和台湾的成就，韩总主教表示，“就中国文化与基督信仰文化未来的关系而言，在台湾没有障碍；在中国有问题。但问题多方面的、不同的。台湾有来自内部的挑战，因为社会中的世俗化十分严重。而中国的世俗化并不严重，而且就皈依天主教信仰的人数而言（年平均约十五万人），这一点似乎更容易。
但中国最严峻的挑战来自外部，是典型的政治给信仰设置的障碍。重要的是那些有信仰的人保持他们对教宗的忠贞、对基督徒身份的忠贞”。
隆重的仪式在辅大举行。高雄教区荣休总主教单国玺枢机、香港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君枢机以及多位台湾主教（高雄教区刘总主教、台北总主教区洪总主教）、台湾学术界代表以及中华民国驻教廷大使王豫元等出席。
祈祷后，各界人士分别发表讲话，强调了荣誉博士学位的价值、韩总主教身为慈幼会士、香港和中国的教授、直至圣座万民福音传播部秘书长——“梵蒂冈中职位最高的华人”——所付出的努力。与会者一致强调了韩大辉总主教加入大学师资旨在加强大学创建的宗旨——传教事业：通过文化福传华人世界。
辅仁大学校长表示，文化使命也是见证，还特别提到了单枢机、陈枢机。刚刚度过九十华诞的单枢机虽然身患癌症，仍孜孜不倦地致力于台湾和中国教会的传教；陈枢机刚刚为捍卫香港教育自由、抵制政府的控制结束了三天绝食。
在部分主教、修会会士和中国教友的努力下；在刚恒毅枢机（1876-1958）的大力支持下，辅仁大学于一九二五年正式创建。在中国人的头脑中强化信仰本地化，要归功于刚枢机的不懈努力，他坚持在修院中教授中国传统文化课、一九二四年在上海召开了首届中国天主教代表大会、一九二六年祝圣了首批六位中国国籍主教、支持在绘画和建筑中将基督信仰艺术与中国传统艺术结合起来。对刚恒毅枢机的生平进行坦率的研究便会发现，在过去和当今中国盛行的许多意识形态口号是站不住脚的。毛泽东政权上台后，大学被迫关闭、建筑被没收、传教士被驱逐。但一九六一年，辅仁大学在台湾恢复重建了；今年还举行了在台五十周年庆典。
韩总主教的论文恰恰是围绕刚恒毅枢机的形象展开的，揭示了他对中国人民的爱、对中国文化的爱；他对西方列强以及其在中国扩张的谴责、他对穷人的慷慨、旨在继续展示“并非殖民主义者的”基督信仰，而是基督之爱的启示，也是中国人的宗教渴求的圆满实现。韩总主教还谈到了著名的中华民国外交官，后皈依信仰成为本笃会士的陆征祥，将道教与天主教联系起来。
礼仪尾声之际，显得十分激动的韩总主教就获得荣誉博士学位向亚洲新闻通讯社发表评论指出，“我对此深感荣幸。原因有二，首先是这所大学是圣座于一九二五年创建的，目标十分明确：教育培养平信徒和司铎。这一博士学位使我与圣座更加紧密团结在一起推动文化进步、基督信仰文化与中国文化的融合”。
谈到第二个原因，韩总主教表示“辅仁大学的创始人是当时身为宗座驻中国代表的刚恒毅枢机。这一发现，对我来说太美好了。他的思维方式充分表达了对中国的爱、热衷创立中国式的基督信仰艺术和风格。这一切，使他的形象对每一名愿意成为今天中国传教士的人来说都更加具有现实意义和建设性意义。此外，就某种意义而言，在大学方面，刚枢机也是我的前任（他曾于一九三五年起担任传信部秘书长）。我很高兴承袭这一传统”。
谈到此类努力在中国和台湾的成就，韩总主教表示，“就中国文化与基督信仰文化未来的关系而言，在台湾没有障碍；在中国有问题。但问题多方面的、不同的。台湾有来自内部的挑战，因为社会中的世俗化十分严重。而中国的世俗化并不严重，而且就皈依天主教信仰的人数而言（年平均约十五万人），这一点似乎更容易。
但中国最严峻的挑战来自外部，是典型的政治给信仰设置的障碍。重要的是那些有信仰的人保持他们对教宗的忠贞、对基督徒身份的忠贞”。
另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