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望·保禄二世归天和中梵关系
香港（亚洲新闻/公教报）—在上周五出版的香港教区周刊《公教报》上，刊登了香港教区主教陈日君的文章《若望·保禄二世归天和中梵关系》。陈主教在文章中分析阐述了中梵关系之间存在的障碍，指出问题的关键并不是梵蒂冈与台湾之间的关系，而是中国政府要求控制主教任命所导致的。此外，陈主教指责爱国会是中国的保守势力；指责爱国会副主席刘柏年没有帮助政府认清教宗所开展的牧灵与灵修传教工作的意义。
陈主教强调，如果中央政府不能明确保障宗教自由、理解任命主教不是“干预中国内政”，而是教宗的牧灵职责，那么，中国就不能期待梵蒂冈在对华政策有所改变。
若望·保禄二世归天和中梵关系
陈日君主教
我想所有曾有福见若望保禄二世、亲他的手、当面问候他的华裔教友都能作证：教宗会很亲切地说「我每天为中国教会祈祷」。
在追悼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时，我说过「他的一个遗憾应该是未能踏足中华大地，连争取来港也没有成功」。汤主教和我被祝圣为主教后，蒙若望保禄接见时，他像一个小孩子向妈妈要甚么似的说：「我想去中国，我想去中国」，使我们非常感动。在记者招待会上我补充说：在争取教宗来港事上当时的政务司陈方安生女士也作出了很大的努力，但中央的答复是：在中梵没有邦交的情形下不宜让教宗访港。
有记者就问起现在若望保禄二世逝世，即将有一位新的教宗，对于中梵建交是否会有一个不同的局面。我的答案是，客观说不会有什么不同，因为圣座这方面的政策已很确定，不会因教宗是若望保禄二世或是任何一位他的继承人，而有所改变，那就是教廷渴望中梵早日建交，可惜的是这几年中方看来没有兴趣谈判。
圣座急于推进谈判、甚至讲过一些很夸张的话，如国务卿索达诺枢机在一九九九年二月十一日说了「我们在台北的大使馆就是在中国的大使馆，如果北京同意的话，我们马上可以把它移到北京去，不要说明天，就算今天也可以」。这讲话对台湾很不尊重，我也公开批评过，但同时也可能误导了中国政府，让他们以为梵蒂冈准备投降了，一时在国内盛传建交在即。当他们发觉梵蒂冈并没有准备投降时，一切都停顿下来了。
这几天在教宗病危时和离世后，北京说了一些比较友善的话，使我们对建交的事又乐观起来了。但中方发言人在慰问及赞许教宗时又提了那两个所谓建交条件。（一）和台湾断交，（二）不要干涉，甚至也不要以宗教事务的借口干涉中国内政。当然在没有谈判而达成共识前我们没有理由期待中方改变讲法。但大家知道问题并不在第一点而是在第二点。
要宗座和台湾断交本是个难题，在历史上宗座从没有单方面间断和任何国家的邦交，尤其是大家要记得目下的情形是北京逼出来的，是他们那时驱逐了教廷大使，大使馆才搬去了台湾，何况那时联合国也承认台湾的政府。但上面教廷国务卿的话让我们知道教廷已准备放弃台湾而和北京建交，这是大家早听过的新闻，我不明白为什么这几天记者们都说得好象我「爆了什么料」揭示了甚么秘密。
圣座作出这痛苦的决定的理由台湾的主教们也很理解而接受了：如果教廷不和北京建交，国内地上地下的教友都不能过正常的宗教生活，为使他们能过正常的宗教生活，只能放弃和台湾的邦交，而和北京建交。连台湾政府里也有人同情教廷，教廷相信这不会使台湾政府因此取消天主教的宗教的自由。
我们教区三位副主教在回归前官式访问北京统战部时，那时的副部长提起这个条件，而我说了这个不是问题，他马上再没有讲下去而把话题转到第二个条件了。
当然，如果北京要教廷在谈判前、也就是在北京并没有保证国内的天主教能正常化之前就先放弃台湾，那是不合理的。
至于第二个条件也就是关于教宗任命主教的事，说这是干涉国家内政当然是一个误会。任命主教是教宗的牧职责任，纯属宗教性的，世界上大国家都接受，并不以为这有损国家尊严。（跨国际公司在国内的经理难道是北京任命的吗？）一些过去要求对这事能参与的政府也放弃了那些特权。当然在中国对教廷还没有全面信任的情形下教廷一定会接受北京某程度的参与，北京是知道的，所以问题不是不能解决的。有人问：是越南模式吗？是古巴模式吗？我不知道是否有所谓越南模式，古巴模式，但方式肯定是可以找到的。
本月三日晚上在电视上听到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副主席刘?年先生接受访问时讲了一些话，本人绝不同意。他说香港陈主教不了解中国在促进与教廷建交上作了多少努力，我倒希望我能和他公开澄清一些事实。他又说要我劝劝梵蒂冈某些「保守势力」不要阻碍建交的好事。难道刘先生真不了解梵蒂冈的事，说梵蒂冈有什么保守势力那是停留在多年前的历史里了。暗示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听了保守分子或甚至他自己保守，那是对已故教宗的不公不敬。
我怕刘先生这类所谓信徒才是国内的保守势力，我明白他从来没有帮助中央领导了解教宗的牧职责任。当然这也可以了解，因为中梵建交后，他再也不能抓全权跨过主教们管理国内的教会。
我看我们两人都已上了年纪，在该向天主交代前让我们放下个人的利益，为教会，为国家做些有益的事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