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分子及恐怖政府，你们皈依正义与爱吧

作者 Bernardo Cervellera

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任二十五年后、发表和平文告三十五年后的今天，教宗再次令世人为之惊叹，他是唯一胸怀世界的各种问题，并积极谋求解决途径的人。我们为之惊叹的是文告的第一对象，既不是天主教徒，也不是教会和堂区，而是各国首脑、司法人员、教育工作者，甚至恐怖分子——那些选择暴力，作为解决他们为之斗争的问题的手段的人。教宗向他们所有的人指出，和平是可能的；更确切地说，和平是我们的责任。

每天都在人们的眼前，象一部恐怖电影一样反复上演的暴力和死亡，使人们的心中滋生了一种宿命论、没有能力在社会中造成影响。各国领袖和国际社会对此的漠不关心，就是最好的佐证——人们越来越对远近的问题无动于衷了。而这一宿命论的同时，还有一种靠打游击进行反抗的势力，有时是个人，有时则是国家，企图通过“袭击”来显示他们的存在。经济、政治、争论、报纸等极度分化，在人们的观念中草率地分为谁是我的敌人，谁与我对抗。要将所有的反对派全部消灭，“武力的权利”已经成了解决各种问题的方式。

然而，世界上还存在着基本的权利，初始的权利，“高于、先于各国的内部权利之上”（第5号）。为此，就需要重新教育人们，使人类认识到和平是可能的。

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也提到了联合国。联合国尽管开展了重大的教育工作，但是，仍未能制止席卷世界的冲突。

为此，就需要振兴国际权利，确切地说，是“国际秩序的更高境界”。教宗在文告中，谈到了他在一九九五年发出的强烈呼吁，要求联合国“不断提高，从冷冰冰的管理型机构，变成伦理道德的中心……，做各国的家”。

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并没有指责任何人，只是充分展示了国际局势的衰落，不仅仅是暴力分子的责任，也是各国政府的责任。“（联合国）其成员国不履行义务”（第7号）的行为，威胁了国际社会的权益。

对联合国安理会及其成员国（美国、中国、英国、法国和俄罗斯）来说，和平文告是督促他们的国家领导人，作出深刻反省的契机。恰恰在昨天，中国政府公布了新疆“东突恐怖分子”的名单。而这其中的许多组织，只是一些要求行政自治和自由开展伊斯兰信仰教育的穆斯林团体。一些国家打着打击恐怖分子的旗号，来遮掩侵犯人权的行为。中国侵犯言论、结社、宗教自由，并被北京视为“内部事务”，又做何解释呢？教宗并没有公开点出任何国家的名字，明确地谴责了“那些侵犯人类尊严与人权的政府”（第9号）。上述声明，同时适应用俄罗斯和车臣。可是，这个名单还可以继续下去，甚至覆盖半个世界。

那么，在世贸中心被炸后，打击恐怖主义的斗争又如何解释呢？教宗严正申明，导致屠杀的恐怖主义症结，严重制约了对话的道路。教宗表示，力量是“必要的”。但同时，也亟待彻底铲除导致非正义现象的根本原因，导致最血腥和最绝望的举动的根本原因。由此，又重新回到美国和英国在阿富汗、伊拉克的军事行动、关塔那摩基地长期关押的犯人，只有真正的反恐怖斗争才是合法的理由。然而，恰恰是在这一点上，就应该尊重“国际权利”——“动用武力打击恐怖主义，并不能成为放弃一个主权国家的权利的借口”（第9号）。我们再回到以色列-巴勒斯坦问题，这是双方均不尊重协议，国际性的宿命论和暴力为主的典型代表。

为了战胜这一痛苦的深渊，并没有太多的选择。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为我们指出了唯一可行的道路——有助于维护权利的伦理道德；不能让强权、政治和经济利益的法律占上峰。

教宗通过这一文告，勇敢地向各国、各国政府首脑、向恐怖分子提出了同一个要求——悔改。实际行动的悔改，真正将权利落到实处，真正体现爱的精神。正义与爱绝非是两个对抗的内容，相反，是同一事实的两种不同表现。爱要人们宽恕，基督信徒和所有善心人士完全可以促进爱的凯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