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徒在文革期间遭遇的迫害

作者 Sergio Ticozzi

那一暴力时期的种种文件都被焚烧或者埋葬在档案室里了。只有一些幸存者在讲述。受迫害的人因为害怕而失声、河北宗教物品和建筑装饰被焚烧、河南的主教被羞辱和逮捕、修女被乱棍暴打致死或者活埋。迫害“尚未结束”，今天或者只是手段更加巧妙而已

香港（亚洲新闻）—文化大革命的岁月被中国当局正式定义为“十年浩劫”。对于宗教、对于天主教会而言是暴力迫害、有系统地压制最为严峻的年代。但是，天主教徒在那段时期究竟受了多少磨难、究竟遭到了怎样磨难的相关记载并不多。而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迫害情况记述相对较多。原因是那场“浩劫”的史料被烧毁了或者被埋葬在了档案室里。近期，只有少数的幸存者还敢谈及那段历史。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毛泽东掀起了针对其敌人，即所谓“牛鬼蛇神”的政治斗争。凡是反对中共控制或者共产党意识形态控制的都在被打击的行列中：知识分子、富人、地主、反革命分子、各宗教信徒。六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评论员文章，红卫兵开始了暴力运动，逮捕和迫害所有属于上述范围的成员。接着，掀起了“破四旧”运动：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直至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从那时起，红卫兵进一步加紧了攻击：宗教信徒成为他们的主要打击目标之一。

基督徒首当其冲，他们被视为“人民公敌”、天主教徒继续被怀疑从事反革命行动。宗教信徒和宗教建筑都沦为攻击的目标，教堂被洗劫一空；更衣所、工厂和住所被捣毁或者拆除。圣像、祭衣、宗教物品和圣书都付之一炬。

普通信徒被赶出了自己的家、被迫在村头或者街道上游街示众，头上戴着高帽上写“罪犯”二字。他们被赶到了棚屋里或者最贫瘠的地方，而迫害他们的人却霸占了他们的住房，堂而皇之地将他们的财产据为己有或者干脆付之一炬。

许多人惨死。主教、司铎、修女，包括那些还在工作中的“爱国者”纷纷被逮捕、辱骂、被判劳改或者监禁。河北保定一所中学的红卫兵冲进了主教座堂：把全部宗教物品堆在广场上，然后点着了火。他们暴力强迫神父和修女围着火堆站成一圈。李道宁神父表示，我们是“爱国的”。“我们打的就是你这个爱国的”，红卫兵们这样回答。暴行之下，这位神父昏了过去，红卫兵便将他扔进了火堆。另一位遇难的是张二姑修女，因为她拒绝用脚去踩圣母像惨死在红卫兵的棍棒之下，换言之，她是被活活打死的。河南省北部一座教堂发生了类似了事件，一位神父被推进了火堆，他的脚被烧了，被送回家两天后便去世了。

一九六六年六月，习敏源蒙席被捕并遭监禁，罪名是反革命、海外关系：他死在了狱中。开封市的王倩修女被红卫兵五花大绑游街示众，然后活埋。中国问题专家安东尼·克拉克介绍说他在北京访问北堂（救世主堂）时注意到，花匠对广场上的一棵大树尤为小心呵护。便上前问其原因，花匠告诉他，一九六六年夏天，一伙儿红卫兵攻击一位老神父，将他绑起来、强迫他跪着背教。因为遭到了老神父的拒绝，他们便丧心病狂地殴打他，直至将他打死、埋在了这棵树下。

太原的王世伟神父被捕、被打、被囚禁。他们将他用铁链捆绑起来，他连躺都不能躺。历经严刑拷打后，一九七O年二月十五日，被拉到监狱外枪毙了。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北京专门为外交人员子女服务的圣心小学的最后七位外籍修女和一些中国籍修女惨遭红卫兵的攻击、殴打。其中一位修女面上遭到了皮鞭的抽打，歹徒下手之恨，以至于修女的一颗眼珠差点被打出来。第二天，她们遭到审判，外籍修女被驱逐、中国修女被判处二十年徒刑。从北京到香港的行程是十分艰辛的，到达罗湖后，莫莉·奥萨利文修女高烧不退昏倒在地。红卫兵将她仍上了一辆推车，她的同会姐妹们就这样把她推过了罗湖桥。抵达香港后，修女被立即送往医院，但是第二天还是返回了父家。

对于那些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起便已经被捕入狱或者劳改的天主教徒而言，文革变成了一场可怕的噩梦，因为他们继续遭到审讯、公开的批斗、辱骂、暴力折磨。一些幸存者曾发表了回忆录，例如邓以明主教、谭天德神父、黄永牧神父、李昌神父、玛格丽特·朱等。

此外，还有许多中国天主教徒在文革时期的痛苦遭遇和壮烈献祭，他们饱受磨难和痛苦煎熬，但却永远留在了他们这些受害者和那些迫害他们的人的心里。近年来，敢于说出这一切和请求原谅的人并不多。绝大多数人觉得没有必要或者宁愿忘记。许多受害者和他们的熟人们因为害怕而不敢讲。为什么？一名我邀请他帮我收集这段时期材料的司铎坦率地表示，“凭心而论，鉴于中国现阶段而言那段时期的情况尚未完全结束，所以每当回忆起那段时期的巨大痛苦时，我不能说出自己的感受。或许现在对信仰的威胁手段更加巧妙了，但比上一代而言更加深刻了。我们应该向上主祈祷，祈求祂给我们力量、激励我们继续见证我们在救主内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