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与北京的恐惧：中国上演革命是不可避免的

作者 Wei Jingsheng

中国主要持不同政见者之一对中共的态度作出分析；对比阿拉伯世界民众以及中国人民的做法。中共历来的手段是封锁有关阿拉伯世界民主浪潮的消息或低调处理。最终得出结论，“只有替老百姓讲话的人才能得到倾听。中国国内已准备好上演一场新的群众革命”

华盛顿（亚洲新闻）—大家在关注阿拉伯的民主浪潮的时候，有一个共同的话题，就是对中国的影响。不但中国人议论；外国的评论家们也有同样的关注。中共在封锁消息的同时，也释放出了对抗性的舆论。标题就叫做“中国不是埃及”等等。大谈中国和埃及的不同之处，希望能证明埃及的民主浪潮不会在中国发生。果真如此，为什么还要在媒体和网络上封锁埃及的消息呢？为什么不准人们在网络上议论埃及的民主革命呢？此地无银三百两。

当各种因素积累到临界状态时，革命会以各种方式、各种理由发生。本来就没有什么规定了的理由和方式。说中国不是埃及纯粹是废话。就像说馒头不是米饭一样是废话。在解决吃饭的问题上，馒头和米饭都能达到目的。在革命的问题上，各种理由和方式都有成功的可能性。人们要达到的是目的，不是在探讨历史。历史本身也是由各种达到和没达到的目的组成的。

埃及和阿拉伯国家都是由宗教性很强的社会团体控制的社会。在那儿宗教从来都是各种社会运动的重要因素。在吸引无知群众方面发挥着核心的作用，在宗教的外壳下面包含着各种各样的政治目标。这是阿拉伯社会的复杂性。

中国的社会也不例外。各种传统的意识形态也会包裹着各种新兴的政治目标在群众里传播，在适当的时机发动起改革或者革命。这种旧瓶装新酒的模式自古就有，是一种投资最小，见效最好的革命宣传方式。这种方式正在现在的中国悄悄地兴起，是中国正在临近革命的重要信号。

从西方传到中国的民主观念早已经深入人心。就是共产党的内斗，也不得不引用民主的观念争夺制高点。但这种全民的希望并没有强烈到成为必不可少的理由，并没有像柴米油盐那样成为生活的必需品。从历史上看，新的社会制度需要在成功多年之后才会成为人们不可动摇的观念。成功之前，都会包裹在旧的意识形态里传播，酝酿。并逐渐打破旧制度的意识形态基础，为新社会的出现制造合法性。

在现在的中国这种现象最明显的就是所谓的新毛左。他们最新的动态，就是前几天发表的一份名义上叫做“延安儿女联谊会”的组织给中共的建议信。建议信使用的语言是现代人早就不熟悉的党八股，看上去肯定让很多人不舒服。信里的建议也毫无意义，让人一看就知道是不可能实行的。我看到的评论几乎都是一笑置之，认为是一群无聊的傻瓜在白日做梦。至少也是太落伍了。

可是如果你仔细看看内容，而且不要拘泥于建议信的格式，而是把它当作一种宣传，一种舆论，就很有看头了。它开门见山指出的，正是中国当代社会矛盾的焦点，贫富差距，社会不公。并且把责任毫不含糊地指明是在共产党身上。它还进一步分析到，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就是不民主。解决的办法就是推进民主。推进民主的理由就是所谓的共产党传统的群众路线，而不是鼓吹多年的精英治国。

虽然没有明说，暗指精英治国或者精英民主都是失败的模式，都是造成当今中国状况的罪魁祸首。而这正是现代中国民主的主流理论，也是阿拉伯民主浪潮给中国人的启示。在七、八十年代的民主浪潮之后，各种专制政权早就学会了收买精英，分享专制的模式。以江泽民的三种精英相结合最为典型。大量收买占人口少数的知识精英，让他们分享专制的利益，把他们纳入既得利益集团，是代价不大收效很高的成功模式，早已为中国传统专制制度证明为有效的方式。

这一波阿拉伯民主浪潮中，被西方人吹捧的民主精英们几乎没有起到任何正面的作用，就证明了收买精英的中国模式非常成功。反倒是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和宗教势力主导着这场革命。这就同时证明了中国古人早就指明的一个简单的道理：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这两句诗里边的坑灰指的是秦始皇焚书坑儒，刘项指的是秦末起义的最著名领袖刘邦和项羽，也泛指起义的领袖们。

在社会矛盾尖锐的前提下，整个社会有解决矛盾恢复正常的需要。这种需要就是革命的动力。有了这种动力，就要寻找释放动力的方式。知识精英固然是领导革命的最佳方式，但这只是理论上的最佳。当他们因为被收买而不起作用的时候，动力会寻找其他的方式来释放自己。不达目的绝不会罢休。这就是埃及和阿拉伯民主浪潮所表现出来的规律。也是中国的精英反对派多年无能之后，群众路线再次登上舞台的原因。既然国际社会也已经被专制的金钱所收买，群众路线的重要性就更加明显了。既然和平示威的方式早已经证明是无效的，暴力革命和政变就是剩下的选择。近年来在中国出现的大量打着毛左的旗号为民请命的政治团体，就是新兴的反对派团体。

这种旧瓶装新酒的反对派有点像穆斯林国家的宗教团体，是实实在在的反对派团体，是旧瓶装新酒的革命者。和欧洲民主浪潮中的新教反对派一样，是民主的推动者。是在新瓶装旧酒的精英民主派失败的形势下，人民革命的新的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