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东正教的宗教异见人士

作者 Stefano Caprio

即使在干预“战争礼仪”的俄罗斯东正教神父中，也有不同的立场：有人试图留在宗主教教会内，有人转向其他东正教管辖区，有人局限于消极抵抗，还有人明确干预宗主教本人，如神学家和执事安德烈·库拉耶夫。

第九届“雅库宁读会”国际在线会议于近日举行，该会议始于2016年，即苏联时期最重要的宗教异见人士之一格莱布·雅库宁（Gleb Jakunin）神父逝世两年后。1965年，作为一名年轻的东正教牧师，他与兄弟尼古拉·埃什利曼（Nikolaj Ešliman）共同给时任宗主教阿列克谢一世（Aleksij I，Simanskij, 被称为“斯大林的宗主教”）致信，指责俄罗斯教会高层支持压迫人民的共产主义政权，甚至剥夺宗教信仰自由。在苏联集中营里度过了八年后，亚库宁在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获释，并成为莫斯科杜马议员，为第一部宗教自由法的通过做出了贡献。后来，宗教自由在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受到了限制和扭曲。格莱布神父对莫斯科大牧区在后苏联时代的演变感到失望，认为其始终无法摆脱对国家政策的支持，因此他创立了自己的“使徒东正教”教会，至终始终是良心自由的坚定支持者。

今年的会议主题为“新旧宗教异见人士”，背景是那些谴责普京政权和基里尔宗主教的战争，甚至只是不“为胜利祈祷”的神父继续受到压力和驱逐。事实上，许多人认为，即使在“东正教主权主义”时期，也需要重新使用“异见者”一词，而不仅仅是“反对者”一词，正如烈士阿列克谢·纳瓦尼（Aleksej Naval’nyj），并将“异见”的概念也应用于宗教问题中，这些问题不再涉及无神论与信仰职业之间的对抗，而是宗主教制“政治神学”与拒绝战争的信仰经验之间的对抗。

现居顿涅茨克地区斯拉维扬斯克前线的西伯利亚哲学家尼古拉·卡尔皮茨基（Nikolaj Karpitskij）发表了题为“战争与宗教认同危机”的演讲。他指出，宗教异见问题源自“教会和教规变得僵化，不允许存在任何内部矛盾…在和平时期，这些矛盾可能被藏起来了，但随着战争都暴露了出来”。他认为，当“在社会中提出自己的道德立场的压力不再转化为宗教说教，而是转化为对所有人，甚至是那些支持其他信仰的人的要求”时，宗教向意识形态转变的机制就被激活了。在这种情况下，诉诸的是“基本价值观的意识形态”，实际上是一种“对宗教的模仿”，将信仰转变为“对权力的戏仿”。

这实际上是后苏联俄罗斯“宗教复兴”的寓言，它不断迫使宗教屈服于意识形态，其结果甚至比国家无神论宣传本身更具压迫性。卡尔皮茨基将当今俄罗斯人的强制性东正教定义为一种obradorie，一种不加批判的“仪式信仰”，服从宗教权威并遵守其正式仪式，“适应社会政治条件，最终只服务于统治的政治权力”。归根结底，这甚至是苏联时期对东正教的解释，格莱布·雅库宁神父和许多其他人的宗教异议都反对这种解释，例如亚历山大·曼（Aleksandr Men）神父，他于1990年被政权的黑暗势力杀害。价值观意识形态最终成为将一种帝国主义和普世视野，旨在将全能者的意志作为世界秩序一切原则的源泉，最终为独裁统治和针对“真正信仰的敌人”的战争辩护。

“雅库宁朗读会”由叶莲娜·沃尔科娃（Elena Volkova）组织举办，她是有关异见神父格列巴·格列巴（Glyba Gleba）和“格列布集团”的重要著作的作者，该著作指出现政权“明显倒退回了苏联政策”，同时也凸显了异见运动的复苏。她引用了20世纪60年代宗教异见人士之间最流行的定义，他们指责教会领袖背叛了自己的传统，首先是都主教谢尔盖（Stragorodskij）的屈服，也是第一个承认苏维埃政权的人，后来成为1943年第一位被斯大林恢复的宗主教，借此支持反法西斯战争。

此外，沃尔科娃回忆说，“异见者”一词可以追溯到16至17世纪的英国新教徒，他们不接受亨利八世与罗马决裂后对天主教传统的妥协，创立了英国国教“混合教会”。清教徒、贵格会教徒及其他团体要求真正遵守路德宗分裂所产生的改革，并被定义为“持不同政见者”或异见者，这一术语的诞生是为了强调那些反对其国家主导教会的人。出席会议的还有原教旨主义者格奥尔基·埃德尔斯坦（Georgij Edelstein），他是现年93岁的格莱布·雅库宁神父的好友，雅库宁神父在战争年代移居以色列，是俄罗斯宗教异见人士事实上的“宗主教”。他本人并不认为自己是异见者，而是“革命前正统东正教”的神父，并认为斯大林重建的莫斯科宗主教区的教会是非法教会。格奥尔基神父是“赫尔辛基小组”的成员，该小组是在苏联于1975年签署《人权宣言》之后成立的，当时梵蒂冈正推行东方政策，并给予该小组支持。

格奥尔基神父认为，“在历史悠久的俄罗斯领土上，从圣彼得堡到符拉迪沃斯托克，今天仍然矗立着列宁、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于1917年10月创建的国家”，哲学家伊万·伊林讽刺地将这个国家称为“Sovdepija”，这个词源于“Sovet Deputatov”（代表苏维埃）的第一个定义，即“苏维埃”公民一词由此而来，至今，它仍指那些与苏联遗产保持紧密联系的人，而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则是其中的真正代表。在他看来，索沃克王国历经数次“蜕变”，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改革，到赫鲁晓夫解冻、戈尔巴乔夫改革以及后苏联时代的普京主义，但“这些都只是换了个名字，就像寓言里的山羊欺骗自己，以为只要狼发出山羊的声音，它就不再是狼了”。苏联异见人士是那些捍卫人权（例如《赫尔辛基宪章》所规定的权利）的人，他们具有人道主义和民主的眼光，尊重法律和国际法，他们提出了反对苏联极权主义的口号“尊重你们的宪法！”。雅库宁神父也为律法主义辩护，但律法主义中仍包含许多对信徒的歧视，他谴责列宁亲自推行的违反政教分离原则的行为。相反，苏联教会就像今天的普京教会一样，完全为国家服务，宪法原则再次被践踏，更不用说现在已经被抛弃的国际法了。正如人道主义活动家列夫·列文森 (Lev Levinson) 回忆的那样，在各种宗教异见人士群体中，存在着最为多样化的派别，从梦想恢复沙皇君主制的人，到各种色彩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再到真诚的民主人士，例如亚库宁或2008年去世的作家佐娅·克拉赫马尔尼科娃（Zoya Krakhmalnikova）等。

时至今日仍无法完整、一致地表达反普京“反对派”的异议。2月底，数千名反对派在伊利亚·亚辛、弗拉基米尔·卡拉-穆尔扎和阿列克谢的妻子尤利娅·纳瓦尔纳娅的带领下走上柏林街头，他们的追随者与国内外所有其他“异见者”展开了激烈争论。即使在干预“战争礼仪”的俄罗斯东正教牧师中，也有非常不同的立场，有人试图留在宗主教教会内，有人转向其他东正教管辖区，有人局限于消极抵抗，还有人明确干预领导人和宗主教本人，例如神学家兼执事安德烈·库拉耶夫（Andrej Kuraev），他今天在国外被逐出教会并因“诽谤武装部队”而接受调查。

库拉耶夫最近出版了一本关于“俄罗斯战争神话”的丛书，揭露了“最大的大陆强国”的欺骗行为，它想通过在各个纬度发动战争来表明自己是最爱好和平的国家，寻求神圣和优越的动机。他所谴责的最常出现的神话之一就是所谓的“欧洲和西方对俄罗斯的仇恨”，这种神话为近年来对乌克兰的侵略和入侵提供了正当理由。正如伟大的作家和异见者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所教导的那样，异议首先是对真理的探索，是“不说谎地生活”，不是反对某人，而是捍卫每个人、每个天主子女的自由和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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