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希神父表示当和教宗拥抱时感受到了儿子找到父亲的“激动之情”
劳莱托（亚洲新闻）—教宗本笃十六世和伯希神父紧紧地、长时间地拥抱在了一起，“两人都非常激动”。一切都是那么自然，没有任何形式上的客套，只是象父亲和儿子久别后的重逢时会发生的那样。就这样，蒋卡尔洛·伯希神父在意大利主教团在劳莱托举办的筹备二OO八年澳大利亚悉尼世界青年的教宗与青年聚会祈祷活动中见到了教宗。他还应邀在祈祷聚会中讲话。七月十九日，这位宗座外方传教会会士在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在被绑架了整整三十九天后获释了。他在劳莱托接受采访时介绍说，和教宗整整交谈了三分钟。“我们相互感谢、交谈。当时，两人都十分激动”。
伯希神父感谢教宗在他被绑架期间始终在心中牵挂着他的安危。他感谢教宗“将我珍藏在您那颗慈父的心中、强烈呼吁人们为我祈祷”。他在向蒙托尔索空场上近三十万青年发表讲话时表示，“是你们的祈祷和你们的爱给了勇气，使我坚定不移地忠实于基督、忠实于教会、忠实于自己的传教圣召、忠实于我的同胞们。你们也给了活跃在世界各地的传教士们勇气。我以天主的名义，感谢（大家）”。九月一日晚，这位传教士在守夜祈祷活动中发表讲话时吸引了所有人。在场的青年们表示，他们先是静静地听伯希神父的话；然后在本子上记录；然后激动地起身为他鼓掌。意大利主教团的许多主教们也被深深地打动了，他们已经纷纷向伯希神父发出了邀请，请这位宗座外方传教会传教士到各自的教区去做信仰见证。
伯希神父对青年们有着一种特殊的爱。因为，“青年是未来和希望”。菲律宾棉兰老岛帕耀堂区的大人孩子，是他重新获得自由后首先想到的。“我真希望尽快能够重新拥抱他们大家”。我们在此全文发表的伯希神父访问记中，传教士回顾了自己在菲律宾被绑架期间内心世界最复杂的一些感想。并谈到了他本人被绑架对宗座外方传教会、对菲律宾地方教会传教工作所带来的影响和意义，以及未来重返这个亚洲国家的前景。
伯希神父，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您在被绑架期间每天的情况？
每天早上四点半被叫醒，然后就在森林里长途跋涉，以便赶到下一个营地。通常大约在晚上七点左右，可以到达目的地。可能的话，就睡觉。因为蚊子的缘故，白天几乎不可能睡觉。每当徒步的时候，我就会想起朋友、家人、想起自己目前的处境。当然了，还有祈祷。让脑子保持活跃，是生存下去的根本。
在三十九天的时间里，您是否有时间祈祷；祈祷又有哪些意义呢？
祈祷给了许多帮助，更确切地说是渴望祈祷。当你身陷囫囵时，祈祷是十分艰难的。记得一次我请一位病人为我祈祷时，他踌躇满志地回答我说，“你不能要求我为你祈祷，因为，医院不是祈祷的场所”。被绑架的时候，我就象一个病人一样，把一切都想起来了。我继续祈祷，可是那不是严肃的、深思熟虑的、专心致志的祈祷。你脑子里想的事情太多了，但我仍继续坚持祈祷。由于没有手表、什么都没有，所以我当时分清楚日子，就全靠玫瑰经了。
刚刚获释时，您曾经说过也同绑架您的穆斯林一起祈祷了。那么，您同他们建立了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被绑架期间，我同他们讲方言。这也是挨过每一天的一种方式，那时，就觉得时间怎样也过不完。一旦可能的时候，我就问他们一些宗教方面的问题。他们每天祈祷三至五次，和我一样。于是，我就问他们，“我们祈祷的是同一位主吗？如果是相同的，是和平、仁慈的主，可你们却拿着枪祈祷、而我被绑架着在另一边祈祷。那你们究竟听不听这位主的呢”？他们沉默不语，通常他们是不回答的。只有一次，他们向我解释说，真主在他们的心里，同他们所从事的无关。其实，基督信徒也常常会陷入这种思维方式。通常，天主是存在的。但是，我们的行动却违背天主、我们的选择也会无视天主的存在。
绑架我的人只是普通的犯罪分子。我认为，他们只服从上边的命令，一种类似于黑手党式的犯罪团伙。而且，他们的目的很可能是把我再转手卖给更大的犯罪团伙，例如阿布萨耶夫恐怖游击队。但是，那个地区是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的堡垒。所以，他们的计划根本无法实现。
您没有控告绑匪。那么，又该怎样处理基督信仰的宽恕与伸张正义呢？
我晋铎快三十年了。如果不宽恕，意味着身为一名司铎并没有真正懂得个中的含义。一名绑匪曾经问过我，“神父，如果我们再见面，您会怎么办”？我回答说，“那我可能请你喝咖啡。然后咱们一起到警察局说，这就是曾经绑架我的人之一”。这就是说，宽恕并不意味着放弃正义。而正义，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相同的。我没有控告任何人，但是，如果我看到他们的照片，如果我能认出来的话，我就会明确地指出来。最后释放我时，他们全都躲起来了。他们害怕那辆汽车可能并不是事先说好的那辆，或者可能是个圈套。我只同那名向我说“再见”的人说了几句话，同他道别。
您在获悉人们对您被绑架事件的关注后有哪些感受？
难以想象，简直太美好了。我放被绑架时，我的同会兄弟鲁齐亚诺·本内戴蒂神父和耶稣传教的朱塞佩·皮埃朗托尼神父并没有说太多。而我这次被绑架，可以说是个奇迹。经历了这一事件后，菲律宾的教会正在逐渐地清醒过来。这一点是十分积极的。我认为，将对地方天主教会团体的生活产生影响。每天都在报道我被绑架，这本身就已经是十分不同寻常了。由此，展示了一直被忽视、被低估或者误解的传教士的清晰形象。我还没有读过所有关于我的文章，总会长告诉我，在意大利也十分感人。这一特殊的事件，终于表明了做日常生活中的传教士意味着什么。
您的被绑架将对宗座外方传教会在这一地区的传教工作产生哪些影响？
七月底在马尼拉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我们明确表示将继续在全国各地工作。我们非常清楚所面临的困难、我们深知面临的危险。但是，我们决定继续坚守在这里。我认为，这是十分美好的选择。
霍洛群岛和巴西兰岛是十分复杂的地区。事实上，那里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外籍传教士了。
请您介绍一下再次拥抱帕耀堂区教友时的情景？
太感人了。我真没有料到这么美好的场面。对我来说，获释后立即回到帕耀是非常重要的。那里50%的人口是穆斯林信徒，我是被穆斯林人绑架的。我无意制造冲突气氛，所以，我在那里说，绑架我的人是犯罪分子。我认为，他们已经很明白我的意思了：我们将继续努力、继续我们的工作、继续我们同穆斯林兄弟的对话。然后，我就努力让我的堂区教友们摆脱负罪感。因为，他们总是认为是他们没有把我保护好。而且，邀请我去帕耀的宗座署理也是这样。我对他说：“事情发生了，不是你的错。你选择了我，我很高兴地接受了。”他听了我的话，如释重负。
活着度过了这次危险，是否给了您更大的力量呢？
我始终热爱传教工作。我立即表示，我愿意尽快重返菲律宾。要么圣诞节前、要么圣诞节后立即动身。我希望回到帕耀，这取决于我们伊皮尔的新主教。但是可以肯定，我会回到棉兰老岛。马尼拉的会晤上，我还遇到了三宝颜的主教。他可能希望我回到原来的堂区，我们传教士就是这样。
一名传教士能为菲律宾社会作出哪些贡献呢？
传教士是在角落里默默无闻地工作的。在这种媒体的喧嚣过后，我也希望立即回到传教区。但是，我认为，默默无闻的工作也应该有自己的声音、应该得到认可。我们与菲律宾地方教会的关系是很好的。但是，在社会中展开工作，即便是天主教徒为主的社会中，也有许多工作要做。要让他们知道天主不仅仅是在心里的，也在我们的生活中、在你的选择中。这就需要通过榜样、真实的见证来实现。
就此而言，同时开展文化教育活动是十分重要的。这次经历，也令我在这方面受到了很大的启发。我告诉绑架我的人，我会永远为他们祈祷。迄今为止，我一直这样做、并将继续这样做。我告诉他们：“我祈求我的天主不是为了让你们改变宗教信仰，而是让你们懂得晚上回到家里、同家人团聚、一起安安静静地，平平安安地吃一顿粗茶淡饭饭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
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呢？
宽恕的榜样是十分有益的。尊重你自己、尊重你所为之见证的是十分重要的。基督信徒中也存在着复仇的观念，这需要进行爱的教育、相互尊重的教育。并不能马上收效，但是我相信，天主的道路是无限的。
菲律宾人民究竟最需要哪些福音精神呢？
如同我们这里一样，我想我们都是兄弟姐妹。如果我们认识不到这一点，我们就会远离福音。念一遍天主经是很快的，但是，前两句话的意义十分深远。如果我们称天主为父、我们是子；你我都是子，那么，我们难道不是兄弟吗？我认为，承认你我、我和其他人之间是兄弟手足可以改变许多事情。但是，如果我们认识不到这一点，那么，仇恨、报复就会继续存在。
您对那些感到自己有传教圣召的青年有哪些建议呢？
我愿意告诉他们，满怀喜悦地领受传教圣召，并充分认识到自己可能面临的危险。若望·保禄二世曾经反复强调，“你们不要害怕”！如果害怕，那么，最好就不要去传教。因为，那种感觉会反馈到堂区教友的身上。肯定不会创造希望与和平气氛的。
请您介绍一下菲律宾青年们的境况？
菲律宾的社会非常需要推广诚实和透明的教育，以便抵制社会的顽症腐败现象。就需要让人们认识正确的人性价值观。很遗憾，对于年轻人来说是非常艰难的。他们没有就业机会。他们的未来，除了做农民就是出海打鱼。去年，我要求到一个村在里呆上一段时间。这不仅是因为我喜欢这项工作，而主要是因为我愿意通过我的存在告诉青年们，做农民是非常有尊严的；用自己的双手完全可以创造美好的东西、可以养活自己的家庭。
问题是，城市化进程导致城市人满为患。青年们抱着一夜暴富的心跑到城里去，可一旦到了那里却发现，找不到工作、受辱。因为耻辱，他们拒绝回到村里。最终，甚至可能陷入毒品或者卖淫等犯罪活动。为此，就需要对他们进行农业和渔业知识的推广普及教育。让他们能够安心留在村里。过去，我曾想过买一块地，采用较为先进的技术和工具和当地农民们一起耕种。简单淳朴的生活，可以帮助人们去发现诚实、劳动的价值、日常祈祷等最深刻的价值。不知道，这个愿望什么时候能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