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米兰到香港，一百五十年的传教使命
巡回各地的传教士
巡回传教士的时期，大概是最引人入胜的时期，但已不复存在。几十年来，我们的传教士在当时属于香港监牧区的中国各县，从事极为艰辛的巡回传教生活。
我们必须谨记，在一八九八年，新界经已是香港传教区的一部份，但不是英国殖民地。我们的传教士也在广东省三个面积很大的县工作（宝安、惠阳和海丰），这些地方是由中国统治的。
传教士进入这些不在英国保护范围的地区，可以说是惊险的、具挑战性，甚至是有危险的。他们经常奔走于各村落之间，有时受人欢迎，有时遭人驱逐。他们每到之处，都努力推动信友小团体，有时透过在街头或者在广场上直接宣讲。传教士常常得到国籍司铎或传道员陪同，虽然过去的传教记录往往未有向他们表示谢意，但他们的临在是非常重要的。
正是这些国籍司铎和传道员建立了庞大的人际网络，让巡回传教工作结出成果。传教士的工作总是由本地司铎和传道员的协助开始，后两者的贡献是极其重要的。
科学使徒工作
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教工作有一个特色，就是出现了多位传教士科学家。但是，宗座外方传教会有一个清晰的优次，就是选择从事直接的使徒工作，而不是要参与文化或科学活动。在香港，宗座外方传教会有两位著名的例外者。其中一位是和神父（又称西安满）（Simeone Volonteri）。他一八七零年在河南开创传教工作，亦绘制了首批香港及周边地区的地图。
另一位是麦兆良神父（Raffaello Maglioni），他于上世纪三十及四十年代在海丰工作。他是唯一堪称为传教士科学家的宗座外方传教会会士。白英奇主教把麦神父收藏的一批重要考古文物捐赠香港政府，该批藏品现时在香港历史博物馆展览。
麦神父自学成才，他的动力源于热诚，而且他具有特别的语言天分。事实上，他编纂了第一本鹤佬话词典，鹤佬话是海丰县所使用的一种方言。麦神父有超过一千本藏书，藏书亦已赠与香港，现时由香港历史博物馆保存。
然而，我们必须谨记，和神父和麦兆良神父最优先的份是传教士，他们从事传统的传教工作。他们从事科学研究并不代表宗座外方传教会的传教方向，那是他们个人热诚的成果。传教会跟十七世纪的耶稣会不一样，从没有培育传教士科学家。
传教会这个传教方向的其一后果，就是从没有在香港如此重要的城市创办天主教大学。我个人认为，人们如今开始意识到这里欠缺了天主教大学。
档案室：引人入胜之地
本人编纂此书时，必须阅读数以百计的信件和文件。档案室是引人入胜的地方，是充满资料和收获的宝库。首先，档案室收藏了传教士数千封信件。部份人至今仍对传教活动持有意识型态上的解释，信件有助释除这种态度。
在很多历史著作中，传教士被形容为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可是，档案室的信件说明，传教士的动机和活动是宗教的。信件内容说明了这一点。因为，若说传教士怀有不予公开的图谋，是不公平的。我坚持必须让传教士为自己说话。
第二个反省，就很多信件反映出复杂的形势、冲突和隐藏的内心痛苦。借着阅读档案室收藏的文件，我们开始认识那些不知名的传教士，甚至不成功的传教士；无论如何，我们要学习尊重和爱他们，因为他们也曾受苦，而且非常慷慨，愿意在传教地生活。
事实上，当我们以信徒的身份看待历史时，便会看到历史不但由成功人士和他们伟大的成就所缔造。我们也必须谨记，虽然这些信件内容丰富，但不是全部。许多传教士默默工作，工作也具成效，他们却不多写信让人去认识自己或谈论他们。在重构历史时，我们也要考虑这一点。
对中国的委身
我们的团体非常关注中国大陆，因为传教会历史上一些最重要的传教所都设于中国。
在一九八○年代，我们的弟兄开始恢复接触我们先前传教的地区（三个省内的五个教区，包括：香港在广东的延伸）。接触内地是要协助地方教会重获力量。
我们多位会士与这些前传教区联系，当中我不得不怀念乐于奉献和慷慨的雷志远（Luciano Aletta）神父，他年老时仍协助重建海丰的约二十间圣堂。他曾经与白英奇主教在当地传教（也曾被监禁）。
三十年来，梁作禄（Angelo Lazzarotto）神父、曾祺光（Giancarlo Politi）神父和田英杰（Sergio Ticozzi）神父为认识教会在中国不同地方的处境而艰辛跋涉，他们因此成为人们咨询的专家。梁神父也参与创办圣神研究中心（一九八零年）。
其后，其它会士也有参与圣神研究中心的工作；香港教区透过中心履行它作为对中国的桥梁教会和姊妹教会的角色。
庆祝一百五十周年
宗座外方传教会用了一段时间去准备该会来港一百五十周年庆典。我们要避免夸耀，也无意为此而自鸣得意，但我们确实要举办纪念活动，以表达感激和尊敬在我们之前传扬天国的会士。这称许和尊敬也归于香港天主会成立和发展以来、所有献身服务的本地司铎和外籍传教士。
二○○八年四月十日，我们在香港会院举行的庆祝活动上，介绍Il PIME e la Perla d' Oriente（宗座外方传教会与东方之珠）作者田英杰（Sergio Ticozzi）神父用意文编着的历史作品，以及由康卓文（Stefano Andreotti）神父编纂的曾居港的已故会士讣文集 La Memoria fonte di Speranza（回忆，希望之源）。
为庆祝这次盛事，柯毅霖神父（Gianni Criveller）编辑了一本附有插图的书，题为《从米兰到香港，一百五十年的传教使命》（中英文版）。柯神父在书中记述这一百五十年间的主要议题、人物和片段。该书报导米兰会传教士的生活，和传教会经历的种种变迁和事件，并用了一百幅版画和历史照片作为插图。书中的版画是选自十九世纪最后三十年出版的Le Missioni Cattoliche（天主教传教区）杂志。Le Missioni Cattoliche是首份意文传教杂志，现时由宗座外方传教会在米兰编辑，并已改名为Mondo e Missione（世界与传教）。这些首次复印的版画，都是描绘中国和香港传教生活的小杰作。至于多幅说明初期传教生活的照片，是大多数读者从未看过的。
四月十日，我们向天主献上感恩祈祷后，将隆重地为纪念石揭幕。同样，我们也展示由本地艺术家金昌武先生为这次盛事而赠送的画作，还有一幅富艺术感的世界地图。
翌日、四月十一日，陈日君枢机在主教座堂举行感恩祭。对这座建于一百二十年前、设计优美的主教座堂，我们有特别的感情，因为它是源自高主教（Timoleone Raimondi）的灵感，由卫神父（Bernardo Viganò）督建，并由穆神父（Giuseppe Burghignoli）于一八八一年祝圣。
弥撒后，我们举行圆桌讨论会，回顾宗座外方传教会在港的意义及前景。讨论会由林纯慧女士主持，讲者包括宗座外方传教会恩保德神父、杜逸文神父和周伟文神父，连同教区司铎关杰棠神父，梁洁芬修女和林瑞琪先生。会议以粤语进行，欢迎各界人士参加。
适逢一百五十周年庆典之际，我们也庆祝江志坚（Quirino De Ascaniis）神父一百岁生辰。恭贺我们的主任江志坚！我们全体希望他身体健康，能够出席所有庆典。
另一方面，很遗憾我们心爱的两位弟兄不能出席庆典，他们就是近年去世、我们至今仍哀悼的林柏栋（Adelio Lambertoni）神父和明鉴理（Lido Mencarini）神父。几十年来，他们不断为教区、为我们的团体、为香港的市民服务。
我们把曾经及现时居于香港的会士名录传给新一代的传教士，以见证宗座外方传教会的愿景和使命。
白英奇主教：本会杰出的传教士
白英奇（Lorenzo Bianchi）主教，一八九九年生于（布雷沙）歌丹诺高奇（Corteno），并于二十五年前，即一九八三年二月十三日在勒高（Lecco）逝世。他在香港教会工作了四十六年（一九二三至一九六九年），最初在动荡不安的广东省海丰县传教，自一九五二年起出任香港主教。白主教担当历史的角色，他乐于选择把香港教区交给中国籍圣职人员。笔者（编按：柯毅霖神父）尤其敬佩白主教；也许他没有他前辈所表现的非凡特质，其谦逊和纯朴却成为了他力量的泉源。
唯有好象白英奇那样的主教，才能够欢迎多个修会在一九四九年后从中国迁到香港，鼓励它们衷诚合作。在那时，他便能看到是时候要把教区交给本地中国籍圣职人员去管理，且事不宜迟。
一九六九年，他自愿离开香港，尽管徐诚斌主教诚意邀请他留下来。白主教为人体贴，明白自己留在香港可能无意中使首任华籍主教黯然失色。一九六九年的四月十四日，教会为他准备了一次盛大的饯别晚宴，约一千五百位来自社会各界的宾客出席。晚宴上宾客的致辞，以及翌日报章的报导，都对白主教表达出衷心的敬意、感激、谢意和爱戴。白主教的离任，确实被视为旧时代的结束、新纪元的开始。这是宗座外方传教会临在最有意思的时刻，因为它完成了使命，牧养本地教区至成熟阶段。
白英奇主教是宗座外方传教会最杰出的传教士。在海丰，他经历了共产党对他牧养的基督徒团体所施以的暴行（一九二八至一九二九年），他本人被监禁（一九五一年三月至一九五二年十月）；在香港，他经历了五十年代的难民潮和一九六七年的暴动。然而，他内心的宁静让他从不被这些事件压垮。
一九八三年白英奇主教在意大利安息主怀，香港主教胡振中（一九七五年至二零零二年出任教区主教，一九八八年擢升枢机）赶往勒高，主持白主教的葬礼，并宣读了一篇充满个人怀念之情的悼辞：
他所欲者是在本月十三日中国新年离开这个世界。对我们中国人而言，农历新年是一家人共聚天伦的日子。还有其它日子较之中国新年更适宜我们与在天大父团聚的吗？我们的白主教与其说是意大利人，不如说是中国人；他乐意选择这一天回归天父怀抱……他有一次写信给我，他说他经常为香港和中国教会祈祷，即使是在梦中也不能忘怀。
……我们很高兴能够及时抵达，参加葬礼，表达我们的敬意和孝思。我们匆忙赶来，中国人称之为「奔 丧」── 赶回家办理父母的后事。
明鉴理神父：谨慎周到的英雄
明鉴理（Lido Mencarini）神父，一九一六年生于意大利卢卡（Lucca），是本会最近一位回归天国的传教士。他于二零零七年五月二日逝世，享年九十岁。
在他去世的数月前，即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我们的团体为他庆祝九十岁生辰，举行了晚宴，陈日君枢机、汤汉主教和教区高层人员都有出席。即使这是一个简单的庆祝会，但明神父看来对此感到受宠若惊。尽管他以忠诚和奉献的精神服务了教区六十年，他还是认为自己不配获得这样的重视。过去，他曾出任副主教、教区总务长、教育委员会主席及宗座外方传教会香港区会长。
明神父是上主葡萄园中一位谦逊而专心的工人。他把一生的黄金岁月，都用于确保香港教会能够满足众多难民的庞大需求。但他健康欠佳，一九五六年整年间他患上肺结核病。康复后，他继续毫无保留地奉献自己。
一九六四年，他获选为宗座外方传教会总会长，但他没有接受这项责任，大概是因为他对自己的能力评价不高，但更重要的是他以香港为先。明神父对自己当选一事秘而不宣。他可能曾咨询过白英奇（Lorenzo Bianchi）主教。但直到他去世后一段时间，此事才公开。他在香港服务至生命中最后的日子，继续他的牧民工作，并服务宗座外方传教会，他是勤奋的司库。
还有一个关于明神父的消息，多年来一直保密，那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纳粹一九四三年九月八日占领意大利后，明神父曾在意大利北部坎图（Cantù），设法营救了数十名、甚至可能是几百名犹太人和反纳粹主义人士。当时，年轻的明神父是一个堂区的助理。基于某些原因，一些证人在明神父去世前数月，才透露神父这些英勇行为的资料。坎图市政府原来要筹备一次颁奖礼，表扬不情愿的明神父，但随着明神父离世，主办者也临时取消了典礼。
明神父离世后，他的同会弟兄满怀友情和敬意地怀念他，无一例外。当时的区会长杜逸文（Dino Doimo）神父写道：
明鉴理神父在多方面教导我们，尤其教导我们默默耕耘。他总是准备着为我们服务，积极关注我们团体及其所有传教工作。我作为团体中的一员，视他为模范，尽管我知道我无法及他。
明神父总是以灿烂的微笑接纳别人，令他们感到自在，好象在那一时刻，没有什么更重要的事情发生一样。他随时准备提供意见，也乐意接纳别人的意见。这种谦卑开放的精神使他能够遵从团体的决定。
明神父是一个非常诚实的人，他为人真诚、谨慎、谦卑。他经历冲突，但这些冲突从未因他而起，他并没有愤愤不平或是制造对立。他以特别关怀和体谅的心情来看待众多离开职务的兄弟。我们也确实知道，他每天都为这些兄弟祈祷，他从不批评他们，更与他们中一些人保持密切来往，忠告和鼓励他们。他以唯有圣人才拥有的那种喜乐、宁静与平安过活。
江志坚神父：温良勇敢的百岁传教士
今年，我们的主任江志坚神父（Quirino De Ascaniis）庆祝一百岁生辰暨在中国传教七十五周年。相信他是宗座外方传教会至今最长寿的传教士，加上本年是传教会来港一百五十周年，为此我们尤其高兴。在这些年间，本会有二百零七位传教士来港服务，江神父认识当中大部份传教士。
健康时，江神父热心助人，年迈时，他不想妨碍任何人。他为人真摰纯朴，得众人爱戴和欣赏。假若你们有机会阅读到他那十七本写满传教生活回忆或灵修思想的笔记本，就会明白到他是诚实正直的人。
江神父的传教生涯绝不容易。他经历过很多艰难的时刻，尤其在中国内地惠阳县和宝安县的接近二十年间（一九三三至一九五一年）。他曾在狱中受苦，被软禁，忍受两次严厉的盘问，遭歹徒袭击，偶然还要面对暴力死亡的威胁。
在中国大陆，他居住的地方局势非常紧张，正如他所写的，自己处于炮火之中：日军占领、中国国民党、共产党游击队、悍匪，以及共党政府。那时候，人太容易犯错误了，甚至要因此赔上生命。
江神父怀着纯朴之心，按照福音的引导，在内地四处奔走，却没有想过逃走。他总是以教友的福祉为先。他健康欠佳，却从不以此为借口去逃避面对的种种障碍。
除了那十七册传教和灵修笔记外，江神父还对丁味略（Emilio Teruzzi）神父、郭景芸神父和黄子谦神父于一九四二年在西贡遇害一事作出宝贵而深入的调查。他在一九五五年至一九六一年间出任西贡圣堂主任司铎。那时候，他建立了圣心堂，圣堂至今仍在。一九七四年，范赉亮（Valeriano Fraccaro）神父在西贡被杀，在接着的一段紧张时期，温良的江神父应邀填补空缺。
江神父后来担任圣德肋撒堂和玫瑰堂助理主任司铎，至一九九三年他退休并入住当时的牛池湾圣若瑟安老院，安老院后来迁至上水。江神父在安老院得到安贫小姊妹会修女的悉心照顾，我们在此亦向她们表示谢意。
江神父每天为他的同会神父和信徒团体代祷，又把自己的病苦作为奉献。他常向访客报以微笑，并送上一份使人心灵满足的宁静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