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天安门诞生一个新社会、暴力令所有人成为失败者
巴黎（亚洲新闻）—五十三岁的蔡崇国，是来自中国湖北省武汉市的持不同政见者，现定居法国巴黎。一九八九年天安门屠杀后辗转逃到了法国，他曾在北京学习哲学、与韩东方一道积极参与自由工会运动，并创办了国内首个自由工会组织。目前，专职《中国劳工通讯》。他的《Chine: L'Envers de la Puissance》一书由法国Ed. Mango出版社出版。法国媒体《世界报Le Monde》的网站上，有他的博客专栏。
谈到天安门，首先让人想到的是八九年那些对政府抱有希望、仅要求进行政治改革的学生们。他们曾认为，政府是不会报复的。但是，政府并没有理解他们，并演变成为一场灾难：误解演变成仇恨、仇恨又演变成暴力镇压。
那场学生示威及政权以暴力回应二十年后的今天，中国的许多事情发生了变化。那场运动主要是由中国知识分子和学生构成的、旨在要求进行政治改革。几个月后，大批国企私有化了；外籍投资大量涌入。社会变了、社会关系也变了。
现在，中国城市内已经形成了一支大约两亿之众的、处在非人劳动条件下的民工队伍。而且，许多工人无端遭到辞退。同时，越来越多的农民因非法征占、巧取豪夺而失去了土地。现在，二十年后的今天，是工人、农民和民工们在中国各地上演了风起云涌的示威游行。在新闻记者和律师的帮助下，他们成为社会的真正主角。
二十年前，学生的要求是理想主义的、甚至可能是抽象的。而今天，社会运动的主角们是工人、是农民，他们的要求是十分明确的：土地、工资、退休金、劳动条件、住房、自由使用互联网。他们要捍卫自身的权益，无意提出政治要求。他们的要求是十分切实的，但与民主问题的关联却日益密切。这一自发的社会运动，也在激励着知识分子们，三百多名中国各界人士签名的《零八宪章》便是最好的佐证。如果说这份文件所要求的是权力分开，那么农民、工人们的则是一个十分具体的要求。因为中共和地方政府大权在握；在中国没有独立的司法、独立的新闻媒体。由此，助长了地方党员干部的腐败。
《零八宪章》所提出的要求与二十年前如出一折，但却是奠定在这些农民和工人组成的社会运动基础上的。这一切是非常重要的：这一运动在中国开辟了一个文明社会、民主社会的空间。迟早，将成为政治民主的根基。
政府对上述运动的态度是踌躇满志的，并非总是毁灭性的。现在，中国可以讨论许多问题了：工作、民主和不公。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现象：甚至有知识分子在讨论是否坚持普世性价值观民主，还是应该象其他人所说的，探索和谋求“中国式道路”。与二十年前相比，对工人的镇压也相对缓和了。过去，如果工人示威就会被立即投入监狱或者被消灭。现在，政府甚至告诫地方政府同示威工人对话。
因为，所有人都十分清楚，农民和工人示威绝非出于政治原因，而是他们迫不得已的选择。他们所遭遇的不公已经显而易见、再也不能指责工人是要推翻中共的反革命分子了。这些示威抗议已是家常便饭。二十年前，此类示威和罢工还相当罕见。那时，控制着媒体的政府还可以说：他们是要颠覆社会的坏分子……。而今天，这些谎言已经失效、已经苍白无力了。
对话和信仰避免灾难
纪念天安门意味着还原真相；不要忘记，努力反思发生此类镇压的原因。这一镇压，是我们所有人——无论是中国政府还是中国人民，都成为失败者。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将对未来产生以下的影响：
1）首先，迫切需要新闻自由以及政府和民众之间的对话。如果不能做到，那么政府无法懂得学生和工人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如果控制新闻媒体，就没有畅通的信息。控制媒体，在政府和社会之间筑起了一道围墙。
2）其次，需将暴力排斥在对话之外。为此，就需要将独立组织合法化。没有独立的社团，就无法展开社会和政治对话；就无法相互理解。
3）最后，应该指出的是，现在的中国有许多人在谈论天安门。十九名知识分子首次组织了公开讨论天安门问题的会议。这一会议并没有得到批准，但他们勇敢地进行了，并发表了会议讨论内容资料和照片。赵紫阳的回忆录中、英文版出版了，这也有助于讨论。甚至连新华社的一位重量级人物也出版了一部五百页的作品，阐述八九年的镇压。
由此充分表明，许多中国人愿意讨论这一事件。如果不进行讨论，就无法理解今天的社会；甚至也无法理解当代中国历史、无法了解自己。
在参与了天安门事件的人中，或者致力于人权的人中，有些人逐渐发现了宗教信仰，并常常成为基督信徒。他们中，有韩东方、胡佳、我本人。我经常自问一些有关天主的问题。当一个人置身于独裁政权面前时，就更加需要精神力量。这一独裁政权，与野蛮的资本主义独裁和金钱权利混淆起来。为此，迫切需要探索精神的源泉。基督信仰给人力量、是一个超越了欲望本身的精神力量。
当人们期盼民主、自由时，便会问到：我是民主派吗？该怎样自我完善呢？我怎样才能真正为他人服务呢？为了对每一个问题作出回答，就需要超性的力量。
最后，还需要社会关系，即奠定在共同价值观基础上的社会关系。而在基督信仰团体中，能够找到这种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