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外心理和民粹主义: 亚洲的经验

作者 Bernardo Cervellera

专题研讨会由世界基督教协会和梵蒂冈促进人类整体发展部合办。在探索教会的承诺服务时，尽管面对不断升温的排斥和敌意, 教会被视为敌人或者外国人。「移民及迁移者」是德国和英国「脱欧」的重要政治主题。拉丁美洲和非洲的证辞。《亚洲新闻》社长分享亚洲经验。

梵蒂冈城 (亚洲新闻) - 世界基督教协进会和梵蒂冈促进人类整体发展部，联合主办题为「仇外心理和民粹主义」研讨会；宗座基督徒合一促进委员会协办。

在12月13日开幕礼上, 梵蒂冈促进人类整体发展部部长图尔克森枢机 (Peter K.A.Turkson) 和世界基督教协进会总干事戴维德牧师 (Olav Fykse Tveit) 指出调移徙和多种族共存有关的问题、不断升温的敌视情绪、教会被视为敌人和外国人、教会的承诺与服务, 以及担忧仇外心理甚至已经在基督徒中蔓延。

会议旨在就同一主题的世界会议奠定基础，定于2018年5月21日至24日举行。

被邀请的专家，各有15分钟发言, 有些强调了「移民」问题的政治份量, 例如巴伐利亚路德会的亨利主教(Heinrich Bedford-Strohm)。他概述在德国人民中，如何接待难民，特别是叙利亚人，在2015年成为团结的机会, 但也是一个因素, 导致选民转向极右阵营。英国联合教会的彼得.科尔韦尔牧师 (Peter Colwell) 表示，脱欧的决定显示害怕移民迁徙者而急于处理。

其他发言者，如巴斯大学 (英国) 多默.斯科特教授(Thomas Scott) 强调，教会和政府在处理移徙问题方面有迫切合作需要, 但是许多国家和政治当局却发现自己措手不及。

应邀发言的嘉宾中, 有来自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学者。唯一应邀谈论亚洲的是《亚洲新闻》社长贝纳德神父(Bernardo Cervellera)。以下是他的发言译本:

亚洲被称为最古老的文明和宗教的洲陆。但它也是一个有非常年轻的国家的洲陆。它们在奥斯曼帝国衰亡后形成 (1922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及大英帝国的没落 (1945-1948年) ，及后的苏联解体 (1990-91年)。这些年轻的国家往往来自多民族的帝国, 它们必须强化其民族主义，以加强保持内部凝聚力 (学校的升旗礼、到处诵唱国歌、公民教育包含民族主义、历史要被叙述为国家英雄和敌人的斗争)。

这使他们的人民看到了旧的殖民力量、侵略者、另一种文化的赋予者或另一种宗教的猜疑和蔑视。

民族主义在今天仍然存在于许多国家，也许在所有亚洲国家, 的确可以说它正在扩散。这是由于另一个因素: 全球化及其失败。起初, 全球化在全世界传播着一种完全的交流, 被视为每个人的共同家园。这导致许多亚洲国家进入了生产、贸易、交流的世界, 使它们与遥远的国家接触, 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国内发展。亚洲一些地区 (海湾国家、日本、亚洲四小龙 (南韩、新加坡、泰国、台湾)、大龙 (中国)、印度) 的经济发展也带来了空前的人力外流。但在某种程度上, 全球化陷入了危机。目前所经历的, 我们正在反省的仇外心理和民粹主义, 是全球化危机的结果。

这场危机有两方面:

(1) 全球化促进了货物、劳动力、金钱、信息的交流，这些所有都是可量化的元素, 是理性主义和数学世界的一部分。但是, 文化、宗教和人类元素的对话和交流，却未认真的促进或支持。所有的大城市和大都会已成为一系列的少数民族的聚居地，根据人民的地理和文化渊源分隔；至于平等，仍然处于一个模糊的想法, 代价是将自己的文化、宗教和地理身份，隐藏在私人领域。因此, 过去被世界博爱的形象所驱使的人们, 现在发现自己更贫穷, 被剥夺了意义, 被用作生产链中的物品和工具, 但不被认为是更大的尊严的承担者。

在年轻人中, 特别是在欧洲和美国, 某些伊斯兰恐怖主义源于对这种理想幻灭, 是仇外心理的积极和被动的原因。但是, 伊斯兰国的恐怖主义导致数百万名叙利亚和伊拉克基督徒逃离本国, 与数百万的穆斯林一起生活；这使它们把发动毁灭世界和殖民边界(1916年《赛克斯-皮科协议》（Sykes-Picot Agreement）)的战争合理化。

同样可以说, 这些原教旨主义运动，是受到美国和俄罗斯在中东地区的权力和影响力的斗争，以及沙特阿拉伯和伊朗之间的宗教和经济竞争。

(2) 最新的经济危机, 即由2007年到目前为止, 揭示了分享财富的想法已如日落西山。尽管全球财富每年都在增长, 但红利不再分配给社会各阶层。相反, 它们掌握在少数人手中, 为金融强势服务, 现在移徙者和土著居民必须为工作、住房和最低限度的安全而相互竞争。这也是仇外心理的一个原因, 当中另一类人, 即移徙者, 被指责企图窃取当地居民的工作和福利。

例如: 自去年6月以来, 数十万缅甸的罗辛亚人和越南人，由于新的、非常严格的劳动法而需要离开泰国。这是由于许多泰国人抱怨和指责来自邻国的移徙工人，从泰国公民手上「窃取工作」的事实。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 曼谷开始吸引周边国家和湄公河三角洲来当劳工, 当时其国内生产总值每年增长7%。但随着经济危机和2014的政变, 使军政府的权力增长, 泰国经济正在争扎求存。在 2014年, 增长只有0.7% ；之后，在2015年上升了到2.8%，以及在2016年到3%。

必须指出，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不仅是对移民和难民来说是一种武器, 而且也被视为整个国家的敌人。在这种情况下, 民族主义仍然是一种工具, 使国家在政治权力下团结在一起，尤其是当局势不稳定时，并且在消除不受欢迎的经济竞争的时候。这就是中国针对南韩或日本商品时出现的民族主义, 这也导致了暴力发生；或印度教民族主义在印度出现, 将限制外国在该国投资。在中国和印度, 基督徒团体往往是这种民族主义的受害者, 因为他们被视为外国殖民军队的前哨。

在谈到印度和中国的时候, 值得指出的是, 在这些国家中, 印度的国内移民人数也在3亿左右；中国在2亿以上。这些移徙工人遭受海湾国家或欧洲国家所给予不公义待遇: 缺乏就业合同、奴隶般的工作时间、没有权利、工资低、不安全、暴力。在中国, 过去这些移民是必要的低成本劳动力, 对中国的发展至关重要；现在由于劳动力短缺的危机出现，以及自动化提高, 他们被视为一种负担。他们现在被逐出城市, 他们残破的房子更被拆毁了。在北京, 数以万计的国内移民在11月底被驱逐, 没有任何事先被警告或补偿。一切由政府辩解作为「清洗大都会从『低端人口』开始」。

面对这些挑战, 亚洲基督徒既是细小的少数群体, 又经常受到迫害和排挤，他们能做些什么呢?

他们在不同的层面上承诺:

(a) 在政治权力和社会中, 他们要求一个世俗的、不以宗教为主导的国家, 但为每一个宗教留下空间, 捍卫宗教自由, 以便每个宗教社群都能自由地为社会建设作出贡献。一个世俗国家保证任何宗教的每一个成员都被公认为一个完整的公民, 享有同样的权利和义务。这是基督徒在中东、巴基斯坦、印度等地追随的轨迹。重要的是, 国家不是被看作是一个神, 而是为公民服务, 这一权力不是由一个人或一个团体持有的 (见中国、越南、老挝和中亚)；

(b) 对于国家能够满足需求的能力抱有一定怀疑, 教会和地方教会正在致力帮助人民生存、保护移民和他们的接待。在印度，有好的经验, 与富有和贫寒教区的配对帮助移徙者、部落人民到达大城市, 以便他们不会被贩子困住, 而教会团体欢迎他们为兄弟姊妹 (参见孟买和兰契)。我还发现, 莫斯科东正教牧首的伊利安都主教( Ilarion) 在最近几天说了非常重要的话, 他谈到了东正教、天主教和圣公会教会对基督徒难民返回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