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在教会未来中占据重要位置

作者 Bernardo Cervellera

教宗本笃十六世擢升三位亚裔新枢机，由此，使出席枢密会议的亚洲枢机人数增加到二十位，相当于北美的枢机人数。

如果再看到教宗所选择的是香港、首尔和马尼拉，而不是传统上历来由枢机领导的巴黎、巴塞罗纳和都柏林等总主教区，便可以更加鲜明地感受到其中的深刻意义。

显然，教宗的选择绝非是基于数字上的考虑的。与欧洲相比之下，香港（占3.5%）、韩国（占6.6%）和菲律宾（占83%，除东帝汶外，菲律宾是亚洲唯一的一个以天主教徒为主的国家）的天主教徒人数简直相形见怵。的确，上述亚洲教区是亚洲大陆上天主教徒的比例相对较高的。从总体上看，天主教徒平均占亚洲人口总数的1-2%。但是，亚洲的天主教徒与欧洲相比要活跃得多。至少50%的教友参与主日弥撒圣祭；新领洗人数以每年5%的速度增长。此外，根据新出版的《宗座年鉴》报道，亚洲的司铎和度献身生活的修会会士及修女数量明显增加（二OO四年度，增加了1,422人）。而同一时期，欧洲的同一数字却减少了1,876名。为此，在不久的将来，很可能有大批的亚洲司铎在欧洲传教。对于教会来说，亚洲是未来的大陆，不仅是从人员数量上看，也是从福传的角度来作出这样的评价的。亚洲几乎半数的人口（39亿，占世界总人口的三分之二），是由年龄在二十五周岁以下的青年组成的（而欧洲的人口数量明显下降）。此外，亚洲生活着世界上80%的非基督信徒。为此，教宗本笃十六世与先教宗若望·保禄二世都远见卓识地意识到，并不断重申“亚洲是我们在第三千年的共同使命”。亚洲新闻通讯社，也以此作为工作的目标和方针。

教宗在擢升香港教区主教以及首尔和马尼拉总主教区的总主教为枢机时，也同时揭示了教会所面临的挑战。

擢升陈日君枢机，意味着中国教会的合一。过去，陈枢机曾经在中国大陆修院执教，认识地上和地下教会的许多修生、司铎和主教。近年来，他巩固了地上和地下教会团体之间的关系，深受双方的尊重。与人们通常一惯所持的看法不同，陈枢机还因其明确的政治立场，受到了政界人士的尊敬。在中国自由主义者看来，他的民主斗争是中国体系走向非暴力改革的催化剂。唯一不欣赏他的，是专门监控教会的爱国会成员。陈枢机的擢升，也是向中国发出的讯号，中国天主教会不追求没有真正的和完全的宗教自由的、流于形式的外交关系。早在全球主教会议期间，当任命地上和地下教会各两位主教出席主教会议时，教宗的这一路线便已经十分明确了。梵蒂冈（和陈枢机）将彻底结束爱国会对任命主教和团体生活的控制，做为同北京建立外交关系的前提条件。

选择韩国首尔总主教区的总主教，不仅是将目光聚集到了北朝鲜，同时也是关注生命与家庭。充分说明了试图铲除冷战后的最后残渣余孽和蒺篱，同时，也是为了使充斥着核威胁、人民不断死于饥饿和独裁者的残酷统治之下的北朝鲜重新回到国际社会的大家庭。

郑枢机是一位生命与家庭的积极捍卫者。在伪克隆技术的先锋黄禹锡的面具被彻底揭开之前，郑枢机义无反顾地在韩国社会和教会中捍卫胚胎的尊重，呼吁开发成人干细胞的研究工作、更多地关心穷人，加强援助穷人的组织的力量。

选择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的总主教，标志对整个亚洲大陆的福传的支持。数以百万计的菲律宾人，广泛分布在亚洲大陆和世界各地。他们做家庭帮工，或者从事其他职业。为了善度自己的信仰，他们不惜在沙特阿拉伯、在马来西亚受到迫害，甚至被捕入狱。但是，仍然坚定不移地在他们的雇主面前见证基督信仰的生活。而且，在菲律宾家庭帮工见证的基督信仰感召下皈依的无神论者和佛教信徒并不少见。

最后，值得强调的是，香港、首尔和马尼拉都十分关注穷人，也是教宗的通谕中所阐的“爱的奇迹”的地方。在马克思主义失败之后，不断探索谋求基督信仰的社会正义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