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Mary Mee-Yin Yuen (*)

《由英國殖民管治到中國共產政權管治：主權移交二十年香港經歷的變與不變》一文中阐述了一九九七年香港回归中国并非一帆风顺。但是，北京在一段时间里尊重了特区的生活方式。近一段时间里，对香港事务的干预增加。特别是青年人，不仅对民主还在自治问题上做出了强烈反应。致力于公众利益是天主教会的使命。陈日君枢机被视为民主、受排斥者的英雄。政府和被管理者之间还能建立信任。香港中文大学研究员的分析

香港（亚洲新闻）—七月一日，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四屆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將在中英主權移交和特區成立二十年之際，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習近平面前宣誓就職。在1,194名人士組成的選舉委員會之中，林鄭以777票當選，加上選前的民意調查顯示她獲得的支持度遜於另一位參選人，這都反映了她既非由大部份人民所選出，亦非獲得大部份人民所支持的特首。雖然如此，在過去五年，經歷了梁振英政府的管治，香港人因社會撕裂和政壇對立而飽受挫敗感，不少人仍期待新領袖能帶來較包容的管治作風。這位從前是上一屆行政長官的第一副手、前政務司司長林鄭亦聲稱，她會以新作風和務實態度管治香港。

 

對一國兩制政策的肯定　

　　過去二十年，香港經歷了不少高低起跌。有些人認為，「一國兩制」政策和「高度自治」的承諾已成功落實，香港人大致上能保持繼承自英國殖民地時代的資本主義生活方式，肯定主權移交以來的「五十年不變」原則。的確，在主權移交初期，中央政府不但下令不可干預香港內部事務，還設置機制，例如由國務院港澳辦公室把關，控制內地人員來港，以免香港受到內地影響，當時的中聯辦在香港極為低調。

　　　此外，主權移交初期，香港經歷金融風暴，其後SARS一役令香港經濟衰退，中央政府推出自由行和《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等政策措施，成功協助香港經濟復蘇。當時，中央協助香港渡過困局，同時遵守不介入香港內部事務的做法，得到香港人普遍肯定和讚揚。

 

危害高度自治　

　　然而，隨時間流逝，中方開始介入香港事務，尤其在2003年《基本法》23條立法之後。有評論謂一國兩制政策逐步受讒蝕，強調一國多於兩制，行政長官亦愈來愈傾向親北京政府，特別是梁振英及建制派人士。這種偏離一國兩制政策的例子包括：就基本法條文多次進行人大釋法，影響法治精神；建議推行愛國國民教育；行政長官的其中條件是必須愛國；中聯辦介入立法會和最近一次行政長官選舉；內地公安疑似在港執法，令銅鑼灣書店東主失蹤。而梁特首一直被視為不遺餘力地執行北京政策，同時對泛民主派議員持敵視態度。

　　此外，中國國務院於2014年6月就香港「一國兩制」落實發表白皮書，充分反映中國政府對香港高度自治的態度。白皮書指出兩制只可在一國的觀念下理解，這表明中央政府對香港擁有全面管治權。「香港的高度自治權不是固有的，其唯一來源是中央授權。」它亦指出要小心避免外來勢力利用香港干預中國內部事務。

　　再者，2014年8 月31日中國人民代表大會（即中國國會）常務委員會關於香港的選舉改革的決定，被眾多香港人視為中方對香港內部事務的明顯介入，無視香港人對全面普選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強烈願望。該決定窒礙了香港的民主發展和剝奪了香港人的政治參與權。而這決定更導致舉世知名的佔領運動或西方傳媒所謂的雨傘革命。自此以後，香港政府和中央政府與香港人之間產生了巨大鴻溝。　

 

身份認同的轉移

　　上述發展加強了香港人與北京政府之間的欠缺互信，以及香港人和香港政府之間的惡劣關係。這導致香港人的「中國人」身份轉弱，「香港人」身份愈來愈強，特別是年輕一代。它甚至引發自治運動、本土主義和自決運動的發展。

　　例如，文化評論者陳雲發起香港自治運動，強調本土利益、反對中國與香港的融合政策、重視華夏儒家文化而非共產黨統治下的當代文化，以及港人自治。與此同時，一些青年組成不同組織，包括採用較激烈抗爭手法爭取民主自治的本土派，以及較傾向左翼、社區組織和採用理性非暴力手法爭取民主的自決派。在2016年6月的立法會選舉中，這些組織的一些代表贏得數個議席，表示他們取得一些渴望見到政治改變的公眾的支持。

　

經濟不平等和 欠尊嚴的生活水平

　　從過去的大型社會運動、佔領運動，以及自決和自治運動中，可見深層次問題成因是源自香港人對不公義政治制度和不公平財富分配的不滿。一直以來，香港奉行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制度和生活方式，自從主權移交以來至今不變。在這制度下，香港政府外判了不少工作和服務予私人公司，令為數不少的低薪工人失去工人應有的保障以至被剝削。港府亦向房地產開發商利益傾斜，容讓地產霸權增加社會和經濟不公，卻忽略貧窮長者和低收入人士住屋問題的現象。

　　　雖然香港整體上看來繁榮，經濟增長尚算穩定，但社會上某些人士，特別是低收入階層，卻未有從經濟發展中受惠。這可從貧富懸殊和樓價不斷高升的現象窺見。無可否認，現任的梁振英政府在處理貧窮問題和非理性的高房價問題方面下了不少功夫，他亦投放較多資源在社會福利的開支方面。然而，以家庭每月收入來量度的堅尼系數來看，香港在2016年卻錄得歷史性的新高。更諷刺的是，香港的財政儲備長期處於高水平，2018年最新的財政預算案預測，到2018年3月已累積到9520億港元（1225.2億美元）。擁有如此大量財政儲備而貧富懸殊問題這麼嚴重，有社會工作者和社區組織者指出，在過去二十年，香港政府都沒有為減少財富不均定下長遠計劃，而該問題成為社會矛盾的其中一個來源，並影響政府施政。

 

教會回應

　　面對以上問題，在爭取了民主和人權多年而未見成果的情況下，很多人感到挫敗和無助。一些人選擇遠離政治，專心賺錢；另一些人感到失望而移民海外；更有一些青年與中國切割，不管是與中國政權、國內人民，或國內社會情況。

　　然而，作為基督徒，我們堅信天主是造物主和歷史的主宰，我們作為天主的工具和合作者，可以做一些事令生命更有意義，為拓展天國而努力。根據教會社會訓導，人性尊嚴必須受肯定和重視。人必須先於經濟利益，每個人都是能動者和倫理主體，可以帶來改變。因此，整全人性發展、大眾公益和每個人的基本權利，都必須用作評價一個社會的法律和政策措施。而且，基於關懷貧窮和社會上的邊緣人的原則，教會有責任照顧有需要人士和和弱勢社群。　

　　基於以上教會社會訓導，自主權移交以來至今，本地天主教會的領袖一直為教會團體提供指引。一些教會組織亦聯同其他非政府團體爭取民主，以及一個更公平公義的制度。天主教領袖，尤其是陳日君樞機（1996年出任助理主教，2002至2009出任香港主教，2005被擢升樞機），透過傳媒經常發聲，成為社會上的一股道德力量。陳樞機以捍衛人權和弱勢社群權利著稱，例如港人在內地所生子女的居留權、不同居留背景的兒童接受教育的權利。他亦支持全面普選選出行政長官和全體立法會議員。不少人視他為一位有智慧、勇氣和關愛的領袖，敢於指摘不公義，不畏強權。在香港只有百分之七的天主教徒人口的地方，有一位主教如此受歡迎和引人注目實在殊不簡單。

　　2012年2月，主權移交十五年後，在行政長官選舉之前，天主教區公布了一份意見書，名為「香港天主教會對未來特區政府的一些期望」，該份文件討論了社會政治發展，提醒政府以人為本和長遠政策的重要性。聲名肯定了保障民生和人民尊嚴，以及建立一個讓人民可以自由表達對其他人關愛的社會的重要。三年之後，在2015年5月，湯漢樞機頒布牧函，主題是「政制改革與香港社會福祉」。牧函指出，「教區深信，沒有公義，社會就不可能有真正或可持續的和平與穩定。因此，在政改一事上，教區曾經明確表示，除了其他條件以外，提名委員會必須真正『有廣泛代表性』，而且它所採用的程序確實符合『民主』，否則《基本法》所規定的普選之『最終目標』就不能實現。」

 

持守基督信仰價值

　　無可否認，香港是中國的一部份，因此，中國可以在香港行使主權。當年草擬基本法時，中國政府意識到，應該容許香港保存原有制度，因而設計了「一國兩制」政策、「高度自治」和「五十年不變」等原則。過去二十年，一些國內官員的確實踐了，另一些卻忘記初衷，特別是近年的中聯辦，對香港事務的介入愈來愈多，以便加強對香港的控制。

　　作為香港人，我們要保持的不只是資本主義生活方式，而是高舉人性尊嚴和人權、法治和包容等香港核心價值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至於不公義和不公平的政策，如限制權利的惡法，我們無需保留及堅持不變，反而，應倡議改變，從而讓人民過更有尊嚴的生活。

　　　我們期望新任行政長官和建制派議員可抗拒來自內地的介入，或游說中聯辦或其他官員遠離香港內部事務。正如一位評論員所言，倘若各方都不積極或消極介入或邀請人介入，香港政治有機會重回正軌，慢慢建立互信，而這可以是令香港擺脫困境的出路。 

　　　作為基督徒，我們需要認識教會傳統中有關社會政治生活的目標。我們必須堅持人才是政治生活的基礎和宗旨。任何政治團體的成員都有其責任和信念，他們都是倫理主體、具有主體性，需要被尊重。任何政府需要與人民建立良好關係，不容壓抑其自主性及其權利。因此，政府應捍衛和促進人權，培養公民友誼的社會生活，設計符合大眾公益的政策和法律。

　　基於這些價值，我們期望新一屆政府會重視大眾的意見和參與、維護所有居於香港的人的尊嚴和權利，以及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特別是弱勢社群。假若政治領袖們尊重人民和珍惜他們的參與，人民也必定會尊重愛戴這些領袖，願意為建設重視公益的社會作出貢獻。

 

阮美賢

（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研究員；聖神修院神哲學院社會倫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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