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天主教徒表示爱国会是中梵关系的真正障碍
罗马（亚洲新闻）—中国官方和地下教会天主教徒向亚洲新闻通讯社表示：“阻碍中梵外交关系的真正障碍是爱国会的无所不为。它也是教会生活所面临的最严重问题。为此，将危害公教信仰教义的基础。梵蒂冈应该努力压制其影响力”。
意识形态的控制
成立于一九五七年八月二日的爱国会，其作用是调和共产党的理想和天主教会。但是，爱国会已经成为统治和遏制中国团体生活的真正害虫。
爱国会利用其三千多名各级正副秘书长以及各级爱国会成员，牢牢地控制和统治了大约五百万名成员组成的官方教会的小团体。由此，教会的各种活动都无法逃脱其掌控。爱国会决定主教的任命；“建议”主教们任命堂区主任司铎；决定修院的教育工作；评估是否可以加入修道院或者修会团体的男女圣召；监督教区的行政管理工作。
“意识形态”的控制几乎达到了百分之百。中国北部一名教友介绍说，“教区或者堂区一旦发生什么事，基层爱国会不是首先通知主教，而是向省市、地区等上级爱国会通报。再由后者组织会议，讨论该如何解决问题。然后，再将问题和解决办法通知主教”。在这种严密的控制下，修生们每个月都要学习党的宗教政策。此后，还要进行考试，看他们是否消化吸收了教育内容。
神学领域的“民主”
与世界上由主教和主教团领导教区的情况不同，中国官方教会的最高权威是爱国会和中国主教团。一会一团是由（爱国会选择的）天主教会组织代表、爱国会秘书长、主教组成的。而且，主教占少数。所有决定——至少根据其章程，都以“民主方式”产生。但是，另一位教友指出：“上述民主机制是虚假的。事实上，爱国会决定一切，然后再强迫他人接受其决定。正在准备爱国主教，重病在身的傅铁山接班人的北京，爱国会已经列出了既定名单。并明确表示，不接受其他人选”。
问题在于，爱国会还干预教会的神学、礼仪和圣事。其中，包括了主教任命。由此，教会的生活和中心全部受到了政治决定的牵制；是危害甚至可能摧毁公教信仰的宗徒性和圣事性的“民主”。
近几十年来，许多中国官方教会的主教都承认他们所处的模糊境地；秘密要求教宗宽恕、与圣座和解。而且，他们仅在形式上隶属于爱国会而已。得益于与中国的接触日益密切——以及从某种程度上与中国政府之间关系的缓和，圣座得以成功地让自己所挑选的候选人成为主教。但是，这种状况只是暂时的。去年发生的几起违法祝圣，便可以看出这一点。全国官方教会的九十七个教区中，至少四十五个没有主教或者主教已经年迈。如果爱国会继续任命一系列的主教，将可能制造另一个并驾齐驱的教会，迫害梵蒂冈多年来的和解努力。
爱国会逮捕的地下教友
爱国会是中国教难的根源。在中国，所有拒绝接受爱国会控制的天主教徒都在政府不承认的地点；同未登记的司铎和与圣座有关、但不被宗教事务局承认的主教举行聚会活动。
据宗教事务局一位退休的人士表示，“是爱国会揭发地下团体地点，并带领警方去逮捕地下教会教友的”。
据亚洲新闻通讯社收集的资料报道，至少17位地下教会主教仍然失踪、被捕或者被隔离；20位司铎被捕。最后一起此类事件，于十二月二十七日发生在河北省，9位地下教会司铎被捕。5人至今仍然被关押、4人获释。
一些官方教会主教证实，近年来，爱国会加强了意识形态监控。这主要是因为“绝大部分的爱国会秘书长根本不是天主教徒，而是无神论者、是最激进的共产党员。其目的，就是为了摧毁宗教或者严密地监控宗教”。
爱国会是中国和圣座之间的唯一障碍
此类针对地下教会团体的迫害、以及对官方教会的大规模监控，充分可以感受到爱国会的加速压制的行为。亚洲新闻通讯社走访的一些中国教友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恰恰就在中国和梵蒂冈对话进程中。
他们表示，“爱国会已经成为罗马和北京重新恢复外交关系的唯一和真正障碍。为此，他们阻挠政府的各种努力；并建议说不需要同圣座之间的关系，因为中国是强大的。梵蒂冈应作出努力，铲除这一组织的影响”。
不久前的非法祝圣，也是“阻挠”北京和圣座之间关系趋向和缓的手段之一。
另一个导致紧张局势加剧的原因是追随教宗和天主教会，并鄙视爱国会的信众越来越多。人们对爱国会的鄙视，因着多年来爱国会和宗教事务局不断霸占教会财产、教区教产而日益激增。
根据中国的法律，文革期间被收为国有的教会财产，应该归还给天主教会。但是，教会的“控制者”将上述教产强行据为己有、出售、改建成酒店，并将收入装进了自己的腰包。据香港圣神研究中心报道，遭爱国会和宗教事务局非法占据的教产总计折合大约一千三百亿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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