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Bernardo Cervellera

系列主教祝圣后，越来越多的声音指北京和梵蒂冈的关系迎来了新季节。但是，中国的开放，事实上是被迫的选择。真正的宗教自由，应该铲除教会合法（官方）活动和非法（地下）活动的不同；释放监狱中的主教和司铎。或许梵蒂冈也应具有更大的勇气

罗马（亚洲新闻）—从今年四月至今，中国教会先后祝圣了六位主教，并有已祝圣但未获政府接受的教区主教正式就职。令人惊异的是，全部候选人都是圣座批准的、北京政府承认的。更加令人惊异的是，这一新的祝圣潮是在整整两年没有祝圣任何一位主教之后。而且，是中国大约四十个官方教会教区的主教要么是八十高龄以上的老人亟待更换、要么主教空缺。新祝圣的主教（加上正式就职的）——亚洲新闻通讯社均全面及时作出了报道——分别是巴盟（内蒙古）、呼和浩特（内蒙古）、海门（江苏）、厦门（福建）、三原（陕西）、台州（浙江）、榆林（延安，陕西）的牧人。

       除巴盟外，所有参与礼仪的均为与圣座共融的主教。巴盟主教就职仪式中，二OO六年非法祝圣的爱国会的马英林参加了仪式。他是爱国会副主席刘柏年的得力助手，后者因手握经济大权、对教会主教发号施令而被人们称中国官方教会的教宗。

       至少三年来，警方、爱国会和统战部的内部文件中，马英林被视为中国主教团未来的主席和爱国会主席[1]。两个机构都被圣座视为不可接受，因为他们的宪章旨在建设“独立于”罗马和教宗的教会。

       马英林缺席大部分主教祝圣，特别是圣座批准的、政府接受的七位主教的祝圣仪式，令教友们感到喜悦。但有人看到了更多的内涵：中国对梵蒂冈的宗教政策发生了变化，中国和圣座的政治势力达成了共识，加速向着外交关系迈进。

       中国政策：彻底转变还是幻想？

       有人将近期的系列主教祝圣，诠释为“一切都迎刃而解”，前途坦荡、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因为，中国正在勾画宝座与祭台之间的新盟约。

       但是亚洲新闻通讯社却不这样看，对中国官方和地下教会天主教徒之间的联系既不乐观也不悲观，仅持现实的态度。恰恰是这种现实主义，加之认识到中国真正所发生的事，才要明确指出中国宗教政策对天主教徒的这一表面的“彻底转变”。

1）的确，非法祝圣的马英林主教仅参加了一次祝圣仪式，但他计划参加其它的。巴盟教友们的抵制迫使他改变了计划、从主祭变成了与其他百余名司铎共祭。但这并没有改变政府和爱国会的政策：仅仅是教友们抵制、积极响应圣座指示的结果。被制约多年的系列主教祝圣，也是在政府担心教友中出现失控局面的情况下进行的（理论上讲，是维护中国宪法）。近十几年里，恰恰是这些教友们的信仰意识、与教宗的密切关系，说服了许多爱国主教勇敢地要求与罗马修和。

2）的确，政府在多年封闭之后批准了上述祝圣；北京十分清楚此类祝圣是圣座批准的。问题在于，北京除此而外别无选择了：没有圣座批准，中国主教根本不能举行圣事、得不到教友的尊重。一旦其出现在圣堂，教友们就会拂袖而去。马英林自己是深有体会的，在昆明教区，他身边只有十几名教友。还是被收买来参加其主持的仪式的。

北京想让主教们不得到梵蒂冈批准，意味着教友们纷纷远离官方教会、跑到地下教会。由此，政府也就失去了对团体的控制。

而北京和圣座之间“达成的协议”，事实上，只是政府唯一的选择（被迫的，但也是十分明智的选择）。如果想控制教会，就只能这样做，甚至表示接受圣座的批准。

官方教会的自由

3）北京方面是否真的改变了政策，就要质询：祝圣后，新主教们有履行牧职的自由吗？

就理论上而言，中国官方教会的新老主教们都有很大的自由。事实上，他们履行职责必须获得教会管理委员会的批准（爱国会的一支）。此类批准本身就是矛盾的：主教们属于一个根本从信仰及其职责而言无法接受的机构；或者说，为了履行宗教职责许多此类机构的许可。

此类许可令他们不受地下教友的欢迎，将他们的许可证视为加入爱国会，即背叛了对教宗的忠诚。由此，圣座批准官方主教祝圣本身的意义也缩水了，甚至成为反教会的力量，旨在为中共进一步分裂（和削弱）教会服务。

二OO七年五月发表的致中国天主教徒的信中，教宗本笃十六世指爱国会等宪章“与天主教信仰无法调和”[2]。没有明确要求他们退出，但要求验证其参与是否有损牧职[3]。

问题在于，损害有时是存在的。例如，七月初，统战部和宗教局（确切地说是宗教事务管理局）召集十几位主教在北京开了四天的会，主题自然是政府宗教政策的种种好处。有时，此类会议可以持续几个月。

可怜的主教们被迫接受此类“临时邀请”，不仅不能履行教区牧职，还被迫接受连续不断的洗脑，从而越发懂得赞赏政府控制天主教会。

近年来，这种“洗脑”不断增加。也是因为抵制教宗信所必要的。至今，这封信在中国仍然是遭禁的话题；部分是因为爱国会正在筹备中国天主教代表大会的召开。届时，将选举产生中国主教团主席和爱国会主席。

全国天主教代表大会是政府管理教会的最高权力。其宪章中指其为“最高机构”，是主教为少数的“民主”体制。这一机构有权决定全国牧灵、教会活动、主教任命，甚至神学问题。其凌驾于主教之上，使之与天主教教义无法调和。

一段时间以来，爱国会极力组织此类代表大会选举爱国会和主教团新主席。这两项职务已缺席多年。前爱国主教傅铁山于一九九八年被选为爱国会主席，二OO七年去世。南京爱国主教刘元仁蒙席于二OO四年当选为主教团主席，二OO五年去世。

这些年来，全国天主教代表大会一拖再拖：二OO八年因地震和奥运会；二OO九年因六十年国庆；二O一O年因上海世博会。但是，真正的原因是爱国会旨在确保马英林能够当选（见注解1）。可许多官方主教不想参加此类会议，因为他们的确与天主教教义不符。

恰恰在几个月前，梵蒂冈中国工作委员会发表新闻公报，要求与圣座共融的主教“避免违背与任命他们为牧者的教宗共融的行为（如举行圣事、祝圣主教、参加会议等）”。

这一指示令那些贯于内心忠实于教宗、外表忠于爱国会的主教们感到突然。他们抱怨由此可能使他们被指责成“不爱国”，因为“爱教会（和教宗）”[4]。“爱国、爱教”的口号被爱国会作为要求他们服从的口实，令人怀疑爱教会和教宗本身意味着憎恨自己的国家。

害怕主教以及不断滥用此类口号，充分表明爱国会和政府的思想模式仍然是马克思主义和民族主义的陈旧术语。因此而导致了近几十年的迫害，将梵蒂冈和教宗查禁为阴谋颠覆中国的外籍组织。

地下教友的自由

改变思维方式也是保障地下教友宗教自由所必要的。他们常常被同普通犯罪分子关在一起（因为违反了监控条例）、因支持教宗而被视为卖国贼。

此类政策变化如果是真的，就需要立即释放多年失踪的两位地下主教（保定的苏志民主教、易县的师恩详主教），以及被隔离或者劳改的司铎们，他们甚至未经法庭的审理。

但就这一点而言，中国的政策也没有发生变化。他们指责地下教会“不爱国”、不加入爱国会，因为他们服从外国教宗。事实上，地下教友们申明他们爱教宗与爱国没有丝毫矛盾之处。但他们不能满足爱国会的愿望放弃与教宗的关系。五十二年来，爱国会极力建设一个“独立的”教会。

那么，地下教会究竟是不是阴谋策划反中国政府的“恐怖”组织呢？我们让事实说话：建国六十年来，尽管饱受迫害，但没有任何一名天主教徒作出暴力行径、爆炸、枪击警察、纵火或者摧毁什么。

不仅如此，地下教会的许多主教和司铎努力得到政府的正式承认，甚至接受他们的控制。但是，他们得到的回答始终是必须在爱国会登记、背叛教宗。

或许，中共的真正目的不仅仅是控制基督信徒，还要让他们彼此分裂。一名地下教会司铎多次到警方要求登记，但不参加爱国会。他强调，公安愿意知道他在干什么、怎么控制他。但警察笑着对他说，“我们看到你们分裂就行了。如果你们团结了，我们会更担心的”。

为此，中国对待天主教会政策的真正变化并非是祝圣圣座批准的官方主教，而是保障宗教自由和宗教生活的自由，阐述“正常活动”与“非法活动”之间的区别。早在一九九四年，联合国就要求中国消除歧视，但北京迄今都没有改变！

这也是世界天主教徒应该为之努力的方向，尊重教宗本笃十六世致中国天主教徒信中的教导，即支持官方和地下教会的合一与和解。但是，和解首先需要活出这种精神，就要求释放监狱被关的人、铲除正常和非法活动之间的不同。

部分地下团体仍对官方教会持怀疑态度，但也的确有许多官方主教们极力避免让人们看到他们是地下教会团体的友人（更不要说是同一信仰内的兄弟）。

这一点才应该引起梵蒂冈的广泛关注。许多地下教会司铎说梵蒂冈“忘记了”他们的教会。自二OO五年中国和圣座国务院代表逐渐有所接触以来的几年里，圣座越来越很少谈及地下教会了[5]；如果他们中的一位（主教、司铎、教友）被关，梵蒂冈很少要求释放他们。七月七日，正定教区地下主教贾治国被警方关押十五个月后获释。圣座万民福音传播部部长伊万·迪亚斯枢机以极大的勇气致函主教，“欢迎他重新为教会服务”。但是，或许他认为还不是时候把“监狱”或者“隔离”等词汇写进去，让全世界都知道主教并不是度假归来而是被剥夺了一段时间的权利。

• 中国和梵蒂冈：官方和地下教会的幻想与宗教自由，梵蒂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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