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应彻底摆脱爱国会的荒唐政治

作者 Bernardo Cervellera

罗马（亚洲新闻）—几星期前中国的非法祝圣主教，似乎将从去年先教宗若望·保禄二世逝世以来展开的同梵蒂冈对话的仅有迹象全部打破了。在当前这样一个社会紧张状态日益严重的中国，我们不禁要问，北京为什么又要另辟一个不断遭到国际社会强烈批评的阵线呢？不久前，德国总理默克尔在访华期间曾经指出，缺乏宗教自由是中国体系的缺点和薄弱环节。

在“祝圣”主教问题上的最新问题，是近日来爆出的陕西周至教区的问题。日前刚刚去世的西安教区李笃安主教祝圣的吴钦敬蒙席，没有得到政府的承认，指其为“非法祝圣”。事实上，地方政府是想让另一名颇具有经营头脑和热衷帮助政府的司铎赵银生来担任主教。但是，问题在于没有任何一名天主教徒尊重这位赵神父。

就在最近几天，政府外交部发言人再次表达了“中国政府对改善中梵关系一向抱有诚意”的立场。同时，五月十九日，中央统战部召集近年来祝圣的中国大陆十九位年轻主教在北京开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统战部长刘延东亲自主持了会议。而且，重病缠身的北京教区爱国主教，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傅铁山也出席了会议，并在讲话中谈到昆明和芜湖的（非法）祝圣主教问题。统战部分管天主教会工作的副部长Wang Zoar密召开的会议，旨在对年轻主教进行政府宗教政策教育；重申在任命和祝圣问题上继续“独立于”罗马的政策。

此类有众多政府高层出席的会议，似乎证实了人们对非法擅自祝圣是政府授意的担忧和分析。应该说，如果果真如此的话，那么北京简直太荒谬了。四月三十日和五月三日期间不断传来的消息使人们发现，爱国会的确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找到愿意接受非法祝圣的新人选。他们散布假消息，说“已经得到了教宗的批准”；并且要从病床上将八十九岁高龄的董光清主教请来，在一个专科医生组成的医疗队的陪伴下坐着轮椅前往云南昆明主持祝圣礼仪。

芜湖的情况也同样。候选人受到了来自爱国会和地方政府的强大压力，以便完成这一遭到地上和地下教会天主教徒一致反对的祝圣。

事实上，政府领导人没有卷入宗教问题，而是任凭爱国会和统战部的中层干部们在没有受到任何阻力的情况下施行反圣座政策，这是显而易见的。多年来，中央政府对教会的政策完全听从爱国会的摆布。

一九九九年，流传出中梵接近消息之际，爱国会一手策划了二OOO年一月六日非法祝圣十二位主教的计划。其中的七人，当获悉并没有得到圣座批准后一口回绝了任命。五人在被隔离、欺骗的情况下，接受了祝圣。当天清晨，在北京南堂圣母无染原罪堂举行的祝圣礼仪上，只有北京总主教傅铁山、南京总主教刘元仁等未能与圣座和解的个别爱国会主教参与。广大司铎、信众和其他获邀参与礼仪的主教们，都没有参加。不仅如此，北京全国修院的修道生们集体拒绝出席。他们在致院长的信中，充分表达了对未经梵蒂冈允许祝圣主教的不满。二OOO年的非法祝圣，旨在破坏一九九九年传出的中梵展开对话的有限尝试。

过去几周时间里举行的系列祝圣，是爱国会在显示其力量，竭尽全力破坏北京与圣座之间接近的举动。一旦中梵恢复外交关系，无论是中国政府还是梵蒂冈都对爱国会不感兴趣。北京政府越来越希望摆脱其斯大林式的、令人窒息的思维方式。在中国许多地区，爱国会的秘书们同地上和地下教会的教友们关系十分紧张。而此类紧张关系，威胁到了胡锦涛推行的建设和谐社会及亲民政策。而就梵蒂冈、官方和地下教会方面而言，越来越趋向于团体和主教在政府宗教事务局登记注册，但是，绝不加入爱国会。爱国会致力于建设一个独立于圣座的、民族教会。

许多分析家还认为，中国的做法是对今年二月教宗擢升陈日君主教为枢机作出的回应。陈日君枢机以其热衷教会自由、在中国和香港捍卫人权而著称。事实上，中国的这一举措早已经开始了。而且，是爱国会一手操纵的。中梵之间的对话努力，始于先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任的最后时期。当时，北京政府官员“承诺”派主教出席主教会议；邀请德勒撒修女的仁爱会传教士们到山东省青岛教区创办会院。这无疑都是缓解紧张气氛的重要迹象。

但是，七月和八月期间，爱国会立即发起了一场“调教”官方教会主教和司铎的运动。提醒他们应服从爱国会、在不经圣座批准的前提下，以“选举”方式任命主教。在仁爱会修女成行在即之际——尚在等待正式许可，却禁止教宗邀请的出席圣体圣事主教会议的主教们前往罗马、逮捕了十几名地下教会的主教，几乎重新回到了毛泽东的黄金时代。

在重重困难中，却乐见中国教会合一得到了巩固与加强。地下教会主教们倡议的为官方教会神长祈祷活动，便是最有力的见证。地下教会主教们呼吁，在爱国会的压力面前，为“他们能够更加勇敢和忠实于教宗”祈祷。亚洲新闻通讯社也加入了这一行列，并得到了不仅来自中国，还有全世界的广泛支持和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