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基督教会指出党不是天主
罗马（亚洲新闻）—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之际，基督教会“应邀”在祭台前摆放红旗，以示对中共促进宗教和谐的感谢。
许多青年都十分热衷信仰与爱国主义之间关系问题。但是，对六十年的迫害记忆犹新的老年人却更加冷静、现实。他们牢记自己当年对新成立的共和国所满怀的激情，但在短时间内就已化成了一场持续至今的恶梦。恰恰是他们所遭到的迫害，却也是先知性的。毛泽东的“敌人”、邓小平的民主派“敌人”、天安门的青年；当代的农民、工人和持不同政见者们，都在后来承受了同样的迫害。
针对天主教徒、新教徒和其它宗教信徒的迫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后便立即展开的。从最初，毛泽东思想就以十分实用的态度要摧毁各种宗教，视其为迷信或者颠覆政府的工具，并利用党的组织机构加以控制。由此，最初曾经对共产党抱有好感的为人民服务的教会人士，从一开始就抵制权力的神化和个人崇拜，坚决维护各自良知的自由。
首批率先抵抗党的绝对领导地位的是那些从未接受将信仰屈服于党的意愿的人们，他们仍然坚定不移地虔诚敬礼远远高于毛“上帝”的天主圣子。这其中特别值得提到的是上海的龚品梅（见照片）、广州的邓亦明、保定的范学淹等主教们作出的英勇信仰见证。他们都曾在劳改营里渡过了几十年的艰苦岁月，最后去世的范学淹主教于一九九二年被活活打死。
文革期间（1996-1976），中共掀起了大规模的毁灭性行径：修院被腾空捣毁、圣堂变成了工厂或者仓库；主教、司铎、教友们被杀或者被强制劳改。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六年期间，无论官方还是地下教会都是殉道者的教会。中共宣扬，宗教已经被彻底“铲除”了。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邓小平实施了开放政策、改善了中国的海外形象。个别圣堂重新开放了；许多主教、司铎从狱中获释了。但是，他们再次面临选择：要么接受国家严密控制礼仪和牧灵；要么隐藏起来秘密地开展各自的活动。为了逃脱监控，他们中的许多人组成了与官方教会并驾齐驱的机构：用住所做圣堂、修院和小堂。
一九八五年，此类机构和活动被正式查禁了。一九九四年，“天安门屠夫”李鹏领导的政府颁布新宗教管理条例，将上述机构和活动划定为非法。根据新的条例，所有宗教团体和活动必须在各级宗教局登记。宗教局是国家监控宗教活动场所、主持礼仪的神职人员、教友、礼仪时间、圣召、修院院长、教授、资金来源以及与外籍教友关系的机构。
从那时起，中国许多地区掀起了取缔所有地下团体或者勒令其加入爱国会的运动。后者，是旨在建设独立于教宗的教会组织。地下天主教徒（和新教）们的抵制登记导致了暴力迫害，但他们仍然坚守人有权享有宗教自由、国家权利并非绝对的理想。今天，中国农民、工人和人权分子正在遭遇着同样的迫害。
时至今日，还在上演着铲除地下新教团体——家庭教会的运动，摧毁圣堂、逮捕牧师、棒打信徒、禁止他们传播圣经。
天主教会的处境也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大约七十位北京承认的官方主教，已陷入完全被控制的状态，因为他们与教宗秘密修和了。大约四十位不被政府承认的地下主教全部被软禁在家。值得一提的是长期失踪的七十五岁的河北保定教区苏志民主教、二OO一年四月十三日被捕的八十六岁的河北易县师恩祥主教、今年三月再度失踪的贾志国主教。
值得一提的是，在六十年的残酷迫害下，中国天主教会教友人数翻了四番。一九四九年，仅有三百多名万名教友；今天，越来越合一的地下和地上天主教徒总数达一千二百多万。每年，大约有十万新教友领洗。
最后应该强调的是，基督信徒——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们正在为中国民间社会的发展作出贡献。这一社会中，将享有不可剥夺的基本权力的人置于中心，而不是国家（或者党的绝对领导地位）。此类影响，是通过一些在中国国内和流亡海外的持不同政见者来实现的。他们曾努力探索宗教、或同西方基督信仰团体相遇，最终拥抱了基督信仰。高智晟、刘晓波、韩东方、胡佳等，都发现了基督信仰是人的绝对价值观的基础、是坚持异见和捍卫人权的力量。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在狱里。中共将此类宗教与人权的结盟视为颠覆国家政权的最危险因素，但中国和平的未来取决于他们的行动。
照片：龚品梅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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