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志成神父谈我的台湾教会、穷人和中国
台北（亚洲新闻）—耶稣会士饶志成神父在台湾工作大约四十年了。在欧洲接受了十年培育、拥有在岛内堂区牧灵的丰富经验、五年担任台北大修道院长上、现在是耶稣会地方团体会长。他在教友中广为人知，其见证对整个台湾教会具有特殊分量。以下是他就堂区生活、平信徒工作以及台湾教友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传教使命。
您认为，在台湾做一名好本堂司铎最重要的是什么？
根据我个人漫长的牧灵经验，对本堂司铎来说最重要的是有一个普世性的视野，不能只想着自己的堂口和自己的城市，更加宽广的视野有助于让本堂司铎为教友提供认清他们基督徒圣召的可能，这种圣召不是封闭于自我和自私的、私人的，而是普世性的，也就是说是为了所有人的。第二点，本堂司铎应该具有自己的灵修精神。例如，如果是慈幼会士或者耶稣会士或者沙勿略会士领导的堂口，其修会的灵修精神应该是丰富团体内部生活的财富，而不是一种限制。例如，一所堂区内有圣依纳爵的传统，那么重要的是这种传统要在外体现出来。当堂区教友们遇到外面的人时，人们应该可以从他们身上看到这种灵修特征。与之相关的第三点就是教育培养，本堂司铎要懂得合作、提供最大程度的教育。例如，我们有帮助基督徒祈祷的“五周培训”、“八周培训”，这是根据北美经验展开的。还有结合台湾现状的《天主教青年要理》本，有助于本地化的信仰教育和福传。
平信徒的使命增加了？
平信徒的合作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福传中是需要信心和真正的力量的。要帮助拥有稳固的精神力量、使他们意识到传教责任。那些堂区委员会或者现有团体的成员们已经得到了教育，他们蒙召伴随新教友们，因为这种热烈欢迎新成员的气氛是十分、十分重要的，避免新成员有被孤立的感觉。承担这种陪伴责任的人意味着做出牺牲，因为要求每周十分严肃地工作，是很大的责任。这既涉及到陪伴新慕道者，但陪伴团体本身也很重要。要注意不要放弃慕道者领洗后的陪伴工作。
台湾教会有哪些局限性？
首先在社会问题上没有教会官方的声音。如果就意识形态而言，台北历来是蓝营阵地，但台湾天主教会没有这种深刻的社会意识。或许是因为基督徒教育无助于他们在社会问题上公开地持有开放的态度。即便是单国玺枢机健在时，也很少有这种参与争论的社会敏感性，不同于韩国。而韩国在金枢机带领下，一直积极致力于帮助有需要人的或者是站在第一线援助受迫害的人。金枢机参与反政府示威游行……。而在台湾，从未发生过此类现象、从未见过一名司铎或者一名主教公开抗议：唯一这样做过的是古尚洁神父。即在军事管制期间，为支持劳工参加反政府示威。但被从台湾赶走了，再没有给过他签证。
近年来有哪些变化？
近十年来，有很多外籍移民劳工，教会内部的气氛也改变了。神职人员中的外籍人越来越多，但仍然没有决定性的声音。总之，传媒中没有天主教会的强有力声音并不意味着基督信仰团体没有积极致力于为穷人和弱势群体服务。团体和教友个人的努力是有形可见的，但官方声音，如主教团的声音几乎不存在。这是我的意愿，也是很多人的观点，但这主要取决于主教们。目前，所有台湾主教团主教都是本地人了，缺乏一个强有力的为正义发声的社会声音。我们不能总是或者只是向政府路线看齐。
与大陆的接触？
强烈渴望照顾中国的教会，不是教会官方的，而是教友，特别是青年，他们每年到大陆去一个月的时间，无偿地在中国多个地区的堂区从事教育培育工作。这些人真的具有传教精神，有时甚至是英勇的。总是有大约一百或者二百名青年参加此类教育，当地的本堂司铎非常满意，总是邀请我们。为此，平信徒是这一牧灵传教和要理工作的主角，我几乎每年去两次为司铎和主教进行祈祷的培育。正如众所周知的，局势十分复杂，因为我们不能直接开展牧灵，但总有展开工作的方式，实际上当局也欢迎我们这样做，因为具有社会价值。
人们为什么会接近基督信仰团体呢？
首先是为了寻找生活的意义。要理组中，有人试图找出在佛教、新教内没有找到的答案。而天主教会堂区内他们得到了理性的答案，而不仅仅是感情用事的。他们对这种环境十分满意，天主教会的建议似乎不同于其它的，不像某些极端建议那么狭隘。此外，天主教会的理性作用十分重要，这是又一优势。最后，毫无疑问还有近年来的“教宗方济各”效应。对许多人来说，他才是教会，非常接近普通人的教会。他的典范真的感人肺腑、具有巨大影响力。
您对那些要变成本堂司铎的人有哪些建议？
与基督徒同在是最重要的部分。你要做一名和他们在一起的领导人，就像教宗方济各教导的。与他们亲近、教会不是你的，要共同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