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Vladimir Rozanskij

俄罗斯议会对言论自由采取了严格的规定：他们想打击“外国代理人”。这将是回到斯大林和勃列日涅夫时代。戈尔巴切夫的苏联比今天的俄罗斯自由。

莫斯科（亚洲新闻）- 国家杜马批准了一项新法案，将言论自由回归苏联时代的“示威自由”概念。一群被认为是“议会精英”的众议员和众议员安德烈·克里莫夫（Andrej Klimov）、瓦西里·皮斯卡列夫（Vasilij Piskarev）、安德烈·卢戈沃伊（Andrei Lugovoj）、玛丽亚·布蒂娜（Maria Butina）、罗莎·切梅里斯（Rosa Čemeris）和安德烈·阿尔谢夫斯基赫（Andrej Alševskikh）提议“完善对外国代理人身份的监管”。

该草案设想禁止“非代理人”开展任何类型的教育或培训活动、出版儿童内容、在州和地区公共教育机构工作，以及其他一些禁令。最重要的是，为了避免任何形式的污染，绝对禁止任何形式的公开展示。

禁止所有批评政府、军队和国家政策的“黑名单”上的人在车站和巴士站大楼、机场组织公众集会、街头示威、游行和集会、与教育、卫生和社会福利机构、礼拜场所和任何宗教组织有关的建筑物和领土。锦上添花的是，禁止在公共行政机构的建筑物和毗邻的地区聚集：基本上到处都是。

因此，公民将被禁止在权力、议会和政府的殿堂前表达任何形式的异议，因为在这些地方做出的决定往往会引起民众的不满，并且他们想表达他们的异议，而他们只能在树林深处做这样的事。想想俄罗斯宪法法院在 2019 年就俄罗斯北欧的自治共和国科密共和国（the republic of Komi ）作出的一项裁决，裁定“不能设置无法克服的障碍来满足公民在公共行政机构的和平集会自由权”。

同一法院还在 2020 年作出裁决，并回顾说，给不希望参与其中的公民带来不便“不能构成反对否认表达自己意愿的和平行动的权利”。根据协商，权力机构“必须采取一切委托给他们的措施，以确保在商定的地点组织示威活动的可能性，而不是试图在每一个场合都找到证明不可能实现组织公众集会的权利的理由以法律规定的格式”。

所有这一切都让人想起苏联组织公众示威的程序，当时 1936 年的斯大林主义宪法（Stalinist Constitution）和 1977 年的勃列日涅维主义宪法（Brezhnevist Constitution）宣布“组织街头游行和其他示威活动的自由”。斯大林主义宪章解释说，这种自由必须“符合工人的利益和加强社会主义制度的目标”，为此目的，工人协会得到“建筑和社会空间”的保障。类似的情况出现在 1970 年代，仅限于“人民的利益”。

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过去常常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聚集在普希金（Pushki）和马亚科夫斯基（Majakovsky）的诗人雕像旁边，阅读新的自由思想诗歌，最终进入勃列日涅夫记忆中的贮藏啤酒和精神病院。

在戈尔巴切夫（Gorbačëv）的改革期间，该政权首次允许公众集会自由。 1987 年，苏联领导人提倡公开透明，列宁格勒地方政府的一项裁决肯定了这一点，后来里加和莫斯科也采纳了这一裁决。一年后，中共中央主席团随后批准了全苏联的“集会、示威、街头游行和示威自由”的规范，如果34年后再回到这个规范，那就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