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高尔内略枢机：我们的教会是一个“隐藏”、“不喧闹”、很小但活跃的教会

作者 Bernardo Cervellera

汶莱新枢机以教育、友谊、生活，以及与其他宗教信仰者的生活对话为基础，描述了他的教会及使命。“我们不能忘记亚洲人民对天主的渴望。”

达鲁萨兰国（亚洲新闻）- 一个“隐藏”、“不喧闹”，小如“菲亚特500”但活跃的教会，且主要通过学校和帮助移民来进行其传教使命。汶莱新枢机沈高尔内略（Cornelius Sim）主教通过Zoom接受《亚洲新闻》的采访，并描绘了汶莱教会的景象。尽管这是东南亚最小的教会之一——也许正是因为这样——，教宗方济各将于11月28日特别擢升沈高尔内略主教为新枢机。可惜的是，由于Covid-19封锁的原因，新任枢机无法莅临罗马参加典礼。

在采访中，枢机主教谈到了他的教堂，一个无法与雄伟的米兰大教堂相比的“仓库”，但也是一个真正的教堂，信友在这里祈祷、唱歌、庆祝。这1.6万名天主教徒通过其生活的简朴和纯粹，向信仰其他宗教的人（穆斯林、佛教徒、无神论者等等）传达对基督的信德，不是强加于他们，而是通过友谊。他说，“我们不能忘记亚洲人民对天主的渴望。”以下是达鲁萨兰国（汶莱）宗座代牧，沈枢机的全部采访内容。

请您描述一下您作为枢机和宗座代牧领衔的教会。您在知悉被擢升为新枢机的消息后立即说到：教宗喜爱郊区教会...

我们的教会是一个隐藏的郊区教会。有时，在历史上会谈论中国、日本（18世纪）、韩国（19世纪）隐藏的教会。或许我们并不是真正的“隐藏”，但我们仍然不是“嘈杂的”，我们不是一个“喧闹的教会”。

我们是一个少数群体教会，因此，我们谨慎行事。这并不是因为我们受到歧视...就像在家庭聚会中一样，小孩不应该说太多话；父母需要说话。我们亦是如此。我们很小，所以我们接受自己的角色：如果需要洗碗，我们就去洗；如果需要我们扫地，那我们就去做；我们会做人们需要我们做的。

我们的教会有三个小堂区和一个传教站。我们也有几个与堂区相关的学校。我们大部分的社交传教工作都是通过90年代创建的学校进行。学校是我们存在的起点。更是教会的基础。教会其实从19世纪上半叶就已经存在，正是因为宗座外方传教会的一位神父（Barambang传教使命的Antonio Riva神父；纳闽岛传教使命的依纳爵（Ignazio Borgazzi）神父），但3-4年后他们就被派去香港了，而他们的努力并为取得很大的成效，一直到1920年，米尔希尔传教士从沙巴州（现马来西亚）来到此处。传教士开办了一所小型学校。我的祖父是最早一批领洗的人，也是国内最早的天主教徒之一。

因此，教会一直积极参与学校教育，这不是一种党派教育，而是开放的：70％以上的学生是非天主教徒。还有穆斯林、佛教徒、不同信仰的人或没有信仰的人。我们的学校以质量着称。我们学校的老师专业水平很高。老师有本地人，但也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老师：他们分别来自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等国家。

我们是东盟10国中最小的教会。也许只有老挝的教会像我们的教会一样小。

我们有约1.6万名信徒。以前人数更多，但由于经济危机，许多人都出国了。每场主日弥撒都有3-4千人参加。

现在，自从爆发新冠疫情及随之而来的封锁，人们不再像以前那样愿意来教堂了。疫情揭露了一些我们或许已经知道，但却从未面对过的问题：那些来参加弥撒的人或许只是出于习惯，而不是为了某些更深层次的东西。这令人难以接受，但我们必须面对这个事实。

但是，文莱也是一个富裕的郊区...

您必须区分公民、永久居民和移民。我们的教会80％是由移民组成，特别是来自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和欧洲的移民。通常，拥有永久身份的天主教徒会过上更好的生活，他们更富裕因为他们可以享受国家的福利：义务制教育直至大学教育；免费医疗；各种福利。一个难以量化的优势是国家的稳定。首都达鲁萨兰国意为“和平之城”，在这里的确能找到和平。即使爆发新冠疫情，我们也感到安全。由于边界关闭了一段时间，这里的确诊病例非常少。这个国家拥有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在成为神父之前，我曾在石油行业担任工程师。即使现在油价下跌了，国家也保证了这种福利。

移民找工作变得有些困难。我们对移民的贡献是帮助他们找工作，提供经济支持，并以一切方式帮助他们…有时，我们还需要遣返移民的遗体，因为他们的使馆不会在这方面提供援助。不管怎样，帮助移民的最佳方法就是帮他们找房子，提供居住的地方。例如，菲律宾移民是有德的人。当他们遇到危机或麻烦的时候，他们会去教堂。如果教会表现的像母亲一样和蔼包容，聆听他们并帮助他们融入团体，他们就会全心全意地参与其中。

穆斯林多数群体与基督教小团体之间的关系如何？

对话分为几个不同的层次。有外交、教育、内政部等部门负责的官方对话。自1990年开始，圣座驻汶莱大使每年都会来拜访我们并与外交部进行会晤。每次举行跨宗教会议并邀请汶莱参加时，相关人员都会请我参加。我曾先后前往塞浦路斯、马德里、联合国等地方。其他两位神父去了澳大利亚。这种关系很良好，有来有往。

与教育部的关系也很好：我们主要因着学校的需求有往来。然而，最重要的方式是：生活的对话。父母会在学校、工作场所和菜场遇见…这样一来，不同信仰和文化的人就能相遇并对话。我们的努力不是强加于人，而是共处。我们接受这种情况，并在寻求共同福祉的过程中以温柔、友善的态度传达耶稣是谁，信仰是什么。因为我们所有人要的都是同样的东西：孩子能够接受教育并平安长大，家庭幸福；平安充实的生活。这是我们共同努力的基础。

也许汶莱教会是预言家：将来，全世界的教会都有可能会变成少数群体...

我们就像一辆菲亚特500。我们不能像法拉利一样，我们不能快速前进。重要的是要前行并到达终点，但是每个人都以他们能达到的速度到达那里。有时他们会要求我们做一些无法做到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想着完成比赛，最终赢得桂冠，我们肯定会走到尽头。我们不是一个大型的都会教会，拥有许多员工和许多建筑…这些不适合我们。但是，如果你们想要小的东西，那么我们就在这里：尽管我们慢，你们可以信赖我们。

就像龟兔赛跑一样。兔子很有把握会获胜，所以它去睡觉了。而乌龟虽然很慢，却到达了终点。

你必须接受自己。每个人在耶上主的葡萄园中都有自己的责任、一项服务：洗碗、擦地，不必抱怨托付给我们的任务。从某种角度看，圣方济各由做了什么？什么也没做：他去了一个地方，又去了另一个地方，而人们跟随他，因为亚西西圣方济各做了榜样。尽管你贫穷，你还是可以从你的贫穷中拿一些东西出来给天主。

我时常发现，尤其是在年轻人之间，存在着效率、变得“与别人一样的诱惑：我们必须拥有这个，还有那个；做这个，还有那个”，并变成一些消费者主义者。然而，没有必要成为与别人一样的人。我们应该像耶稣基督一样，祂来并不是为了被服务，而是服务。

但是没有必要像其他人一样。我们必须像耶稣基督一样，来不是要服务，而是要服务。

我真的认为小是有价值的。这并不意味着不工作，或者不承担责任。但你必须明智地看清楚情况。

去年，我第一次来到米兰，并欣赏了大教堂。这座美丽的教堂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对米兰很了解，对马提尼（Martini）枢机和他的书也很了解…然后我想到这里的教堂：一个仓库，从外面看起来甚至不像一个教堂。但却是一座真正的教堂：我们在里面举行弥撒，祈祷，真心歌唱，尽管无法像斯卡拉歌剧院的歌手一样专业！在这里也能拥有一座雄伟美丽的教堂，或许也很好，但是现在这个就够了。也许我的下一任会做到。

为什么教宗方济各选您未作为枢机？

我还在试着去想明白。这有点奇怪。您了解我的故事：我曾是一名工程师，然后学习了神学，但从未想过要成为神父。之后主教要我成为神父。起初我抗拒这个想法，然后我就想：也许我是最后一个，最不情愿的、最不合适的人选，但是我接受。我作为一名神父与平信徒一起合作...然后来了宗座代牧的任命，我想帮助这里的教会并接受了这个职务。他们又要求我当主教。汶莱已经20多年没有主教了。这时候我也在想：这是为了教会的福祉。几周前，教宗任命我为枢机。我就想：以我团体的名义，我接受。当然，这是在要求只有一辆菲亚特500的我去印第安纳波利斯赛车，我觉得这一切都很有趣！毕竟，教宗方济各很聪明：他说教会不仅仅存在于那些出名稳定的团体，但也存在于那些小的、隐藏的地方，例如，老挝和文莱，也许还有朝鲜或尼泊尔。这些地方的人没什么要求，但仍继续相信，希望...在文莱，可能我们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来帮助移民融入，见证，但我的子民很好，他们来参加弥撒，他们很忠实...

我们不能忘记亚洲人民对天主的渴望。我也是在父亲去世后重返信仰，并让我产生了何为生命意义的问题。

这对于男女老少都是一样的。在很久之后，我重新遇到了学习工程学时候的教授。他已经至少40年不去参加弥撒了。我不知道他是天主教徒。在Covid的紧急时期，他来找我并开始在网上参加弥撒，并在40年后做了忏悔，领了圣体。我们所做的许多事情，也许了不起的事情无法与这件事相提并论：一只迷途的羔羊回来了。我曾经也迷失了，并被找到、带回教会。当时没有一个神父帮助我，但每个人都可以完成这项工作。

我得知您无法参加枢机会议并接收枢机帽...

是的，新冠疫情使得出行变得困难。要来罗马的话。我必须隔离14天，回程也是如此；而且，已经69岁的我属于所谓的“脆弱“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