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叔华神父“在香港残疾人弱势群体身上看到了耶稣的圣容”

晋铎五十年金庆之际，宗座外方传教会香港省会会士方叔华神父回忆四十九年香港传教。“刚来到这里时，我不知道自己究竟能做些什么”。随着时间推移、通过各种艰苦的努力和辛勤耕耘，终于让一个巨大的梦想成真：今天，“扶康会”照顾全港数以千计的残疾人、使他们重生

香港（亚洲新闻）—四十九年前刚刚抵达香港时，宗座外方传教会香港省会会士方叔华神父实在无法想象自己能够为中国人的福传做些什么。“我感到无能为力，首先是身体方面的问题，背部疾患无益于我的工作。我找到当时的宗座外方传教会总会长皮洛瓦诺神父，要求回到意大利或者到我可以发挥一些作用的地方去。他回答说，‘我把你派到了我想让你去的地方。现在，你就呆在那，再见’！由此，开始了新的、漫长的历程”。

为庆祝晋铎五十周年金庆，方神父回到了意大利。他向本社介绍了传教生活、“与圣神引导的美妙相遇”。首当其冲的便是与中国相遇。“我在修院的时候，总是唱求耶稣帮助我们把福音带给‘异教徒们’。那时梵二大公会议还没有召开，传教的概念完全不同于今天的。所幸的是，恰恰是大公会议制定了教会和在世界的使命”。

这一切并没有减少“实地”传教所带来的第一批巨大影响力。“到香港后，宗座外方传教会有两个不同的会士‘小组’，一共七十人。一方面是被中国驱逐出境的，他们是中国传教的先辈；另一方是我们这些众多的年轻人。总会长的答复后，我对究竟哪里是我的传教地点再也没有疑问了。但总之，‘方式’问题继续存在”。

最初，“我想到了像工人那样打工的假设。那时，香港正值工业腾飞。但椎间盘突出阻止了我。我经受了二十多次各种外科手术，可以肯定体力活已经不可能了。我为此经历了沮丧的时刻，但总感到在某个地方我的道路还是存在的。这个疑问，也在天主眷顾下迎刃而解，让我在几年的时间里一直和已故的达碑立神父在一起。是他，鼓励我走为香港最弱势群体服务、与他们同甘共苦的道路”。

事实上，那时是七十年代，达碑立神父已经开始了为残疾人融入社会工作。“那个时代残疾人所面临的遭遇和社会排斥是十分可怕的。街上很少看到残疾人，父母也把他们藏起来，因为感到害臊。和达碑立神父一起，我们开始了一些小规模的活动帮助这些人融入社会，从最年轻的开始”。

一次意外的事故让年近四十八岁的达碑立神父失去了生命。“他忍受的长时间折磨和他的去世，促使我日益投身他开创的事业、特别是反思福传问题以及最弱小的、弱势群体在教会传教工作的作用”。除传教见证外，方神父还有幸看到了许多方舟团体创始人让·瓦尼埃德的作品和原籍荷兰的司铎，耶鲁大学神学院教授卢云神父的作品，读了许多他们的灵修著作。

此外，还有德勒撒修女。“我在香港见到了她，我有幸成为仁爱会香港会院修女们的告解神师”。最后，还有残疾人本身的榜样。“他们是天主圣意为了让我们有一个深刻认识而赐予我们的最宝贵资源。在他们的脆弱、残疾内，我看到了耶稣基督的圣容”。

恰恰为了帮助他们，方神父和达碑立神父共同努力在大约四十年前正式诞生了“扶康会”：“第一项任务是帮助残疾人、他们的家庭在日常生活中面临着巨大困难。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成长起来，创办了扶康家庭，专门照顾智障人士，帮助残疾人从事适合于他们的活动”。

今天，香港“扶康会”有近千名全职员工：“是他们在帮助大约四千多人，多是智障人员或者从精神病院出来的患者：目的始终是康复和融入团体内”。这是基本的工作：“我生活在他们中间，这些扶康家庭努力做医疗机构与世界之间的桥梁。对于我们帮助的人来说，还意味着最为复杂和最重要的时刻”。

这些机构在不断扩充：“从一九七八年四月到中国大陆、一九九O年负责扶康会委员会与中国、澳门和台湾进行交流，我们得以在完全是中国人的世界中开办了中心，现在在庆祝成立四十周年。我简直不敢相信是真的”。澳门几乎有三百多名残疾人。二O一O年在南京创办的工作也十分重要，“教区成立了一个类似于我们这样的机构，叫做‘南京方舟’。按照他们的要求，我一直来往于两地之间帮助培训人员、咨询中心和家长协会的管理；并陪同扶康会的志愿人员专家去”。

但对方叔华神父来说，最重要的也是他因此而感谢天主的“总是伴随残疾人的任务、作为他们的朋友伴随他们。他们教育了我、使我感到天主真的始终与我们同在、每一天。如果我们懂得在天主想让我们找到祂的地方、在天国的弱小者内认出祂，就会感到祂始终与我们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