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座修会部正在审视这一时期创建的修会和信友善会。”在后者中，许多已被置于外部控制之下。在平信徒团体中的管理职位是一种“服务召叫”，它与对权力和不忠诚的渴望相抵触。

梵蒂冈城（亚洲新闻）- 教宗方济各会见了信众善会、教会运动和新兴团体的负责人，这是由宗座平信徒、家庭和生命部组织的接见公众，主题为平信徒善会责任，这是一项教会服务。

教宗说，那些属于天主教善会和运动者，是“一股传教力量和先知性的存在，让我们对未来充满希望。”

然而，“即使是新事物不久便会过时！为此，我们甚至必须进一步深化我们所属的神恩，共同反思，将其体现在我们生活的新环境中。”

从这个角度出发，教宗方济各谈到了今年 6 月 11 日颁布的关于国际信徒善会的法令，该法令是根据后梵二几十年的经验制定的。

“宗座修会部正在审视这一时期创建的修会团体和善会。有一种好奇，非常好奇。许多许多修会团体，有了一些伟大的新特征，最终陷入了极度窘局”，被置于“使徒的探访之下”，由于“令人憎恶的罪孽”而处于外部控制之下。

“目前正在进行一项研究。我不知道这是否可以发表，但你比我更了解这些情况。有许多善会，不仅是我们所知道的那些大型信友协会是可耻的——他们所做的事情让他们感觉像一个分开的教会，感觉像救赎者！”

“例如: 在我的国家，三个团体已经解散了，它们最终都卷入了一些最丑陋的事情。他们是救赎，不是吗？他们似乎是….。总是带着纪律严明的原则。这个很重要。这导致了我. .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们看到了一系列可以提供帮助的变化，这些变化是法令要求我们做的。”

以法令为出发点，我们可以转向善会和运动的内部管治。对于教宗来说，这个话题“特别贴近我的心”。平信徒团体中的权威职位“只不过是一种服务的召叫”，而对于教宗来说，这可能会遇到渴望权力和不忠的障碍。

对权力的渴望居首。“对权力的渴望在教会生活中以多种方式表达；例如，当我们相信，由于我们所扮演的角色，我们必须对协会、教区、堂区或修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做出决定。某些任务和责任是被委派的，但只是在理论上！在实践中，由于无处不在的愿望，代表他人变得毫无意义。”

“这种对权力的渴望抵消了所有形式的附属性。这是一种丑陋的态度，最终使教会身体衰弱。这是一种差劲的“管教”方式。也许有人会认为这种‘愿望’与他无关，这不会发生在他的协会中”，但该法令“不仅针对在场的​​一些团体；它适用于所有人，无一例外。”

教宗方济各还指出，经验表明，“改变管治职位的人员，并确保所有成员在选举中都有代表是有益且必要的。即使在献身生活的背景下，通过让同样的人担任权威，一些宗教机构也没有为未来做好准备；他们允许滥用职权文化蔓延，现在正经历着巨大的困难。”

至于不忠，就是“有人要事奉主，也要事奉主的事，有点像两者兼得！嘴上说要事奉神，要事奉他人，但实际上是事奉自我，屈从于炫耀、得到认可、欣赏的欲望……不要忘记，真正的事奉是无偿的、无条件的；它既不知道别有用心，也不知道有什么要求。”

“当我们向他人展示自己是神恩的唯一诠释者、我们协会或运动的唯一继承人时，我们就会落入不忠诚的陷阱；或者，当我们认为自己是不可或缺时，我们竭尽全力为生活保驾护航；甚至当我们声称有权选择继任者时。”

“没有人是为教会的利益而接受的礼物的主人；没有人必须扼杀他们。另一方面，无论一个人被主安置在何处，他都被呼召使这些恩赐成长并结出果实，他深信天主在每个人身上的化工（参见格林多前书 12:6），并且我们的真正的良善在教会的共融中结出果实。”

创始者却是例外。教宗方济各说，我们必须区分“教会运动（和修会团体）（....）在培育过程中和那些已经获得一定有机和法律稳定性的人。它们是两种不同的现实。

“尽管所有机构——无论是修会还是平信徒运动——都有责任在集会或分会中核实其基础神恩的状态，并对章程进行必要的修改（然后由各自所属的教廷部委批准），可以说，在修会团体的培育中，在其基础阶段，这种核查正在进行中。因此，在该文件中，长上在此阶段具有一定的稳定性。”

“为了更自由地进行明辨，做出这种区分很重要。我们是教会的活成员；出于这个原因，我们需要相信圣神，他在每个平信徒协会、每位成员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中发挥作用。因此，对神恩明辨力的信任委托给教会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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