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罗林枢机与迈克·蓬佩奥谈及宗教自由。控诉的负面方式；真理的肯定方式

作者 Bernardo Cervellera

美国国务卿认为，宗教领袖必须“永远反对专制政权”。中国是宗教自由受到最大限制的国家。梵蒂冈国务卿认为，导致侵犯行为的根源在于“激进的主观主义”，它以“政治不正确”为由指责信徒采取“仇恨”与“无礼”的立场，从而使他们保持沉默。除了关于宗教自由的研讨会之外，双方相互指责梵蒂冈在签署中梵协议时丧失了“道德权威”，并将蓬佩奥访问罗马和教宗作为工具和选举手段。陈枢机或不会受到教宗的接见。圣座希望延续协议。

梵蒂冈（亚洲新闻）- 可通过一种“负面方式”和“肯定的”方式来捍卫宗教自由：第一条路旨在消除对信徒信仰实施的一切限制；第二条则是为改变和纠正产生压迫信徒的心态，这是当代人构想自己的“激进的自主权”，使人发现“存在的终极真理”。

梵蒂冈国务卿伯多禄·帕罗林（Pietro Parolin）枢机昨天结束了美国驻圣座大使馆举办的研讨会，意在“通过外交推动和保护宗教自由”。

帕罗林枢机为研讨会做了闭幕讲话。在他之前，除了一些致力于捍卫宗教自由人物的见证外，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Mike Pompeo）和圣座与各国关系部长拉加格尔（Paul Gallagher）总主教在会议开幕之际发表了讲话。

研讨会在谦恭有礼的气氛中举行，但在会前，蓬佩奥此前发表的文章一度使得会前的气氛变得紧张。蓬佩奥在文中建议梵蒂冈切勿与中国续签《主教任命临时协议》，因为该举动为梵蒂冈的道德权威带来风险。根据记者的报道，梵蒂冈在会后指责美国试图利用此次会议，将梵蒂冈卷入美国总统大选。教宗方济各为了避免在选举期间与政治人物碰面，婉拒接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还有一些人则表示，由于美国从未提出安排接见，故而此次会见未曾得以进行。更有人认为，教宗是因为不满蓬佩奥对中梵关系指手画脚。当蓬佩奥被路透社要求对以上解读方式做评论时说：“这太疯狂了。”

相关新闻报道指出，在当前的紧张局势之下，教宗方济各也婉拒接见香港荣休主教陈日君（Joseph Zen）枢机，他来意大利是为请求教宗不要受到对中国的政治“动机”所影响，而是为香港任命一位主教，并选出一名能够在香港和大陆支持教会使命的候选人。红衣主教等了三天仍未能受到教宗的接见，虽然他得以将信交给教宗（图2）。

蓬佩奥：中国实施打击的“可怕手段”。

在研讨会上，蓬佩奥在短短的15分钟内以德国天主教神父Bernhard Lichtenberg为例，他于30年代在柏林帮助犹太团体并谴责纳粹意识形态，以至于最后于1941年被捕并被驱逐至达豪。他在被送往集中营的途中去世。蓬佩奥最后总结说，“今天，当我们想到这个人时，我呼吁每一个信徒领袖表现出相似的道德风尚，成为宗教自由、人类尊严与和平的坚定见证。”

蓬佩奥援引了“威权主义、恐怖主义甚至是世俗主义政权，这些自由社会以不同的方式阻碍了全世界的宗教自由。”他提到了沙特阿拉伊朗、尼日利亚、古巴等国家。他主要谈及中国：“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中国一样对宗教自由展开攻击。”他列举了中国共产党对穆斯林、藏族、法轮功、新教徒、天主教徒实施“严重违反”宗教自由的行为。

蓬佩奥援引圣若望保禄二世和教宗方济各的话说，“一个永远坚守使命的教会意味着要永远反对暴政。”他再次呼吁所有的宗教领袖支持所有受迫害的有宗教信仰人士，并表示国家时常受“政治世界的现实”所阻碍，但有信仰之人必须“为反对迫害信徒作道德见证。”

加拉格尔总主教：“政治正确的”暴力行为

加拉格尔总主教首先宣称了圣座对宗教自由所做出的全球承诺，但他更希望强调那些在（西方）先进社会中发生的侵犯行为，人们试图“以容忍和不歧视的名义，通过政治正确的意识形态”来湮灭信徒的声音。”他说，“这是对社会本身展开的攻击。”圣座与各国关系部长以所谓“做你想做之事”地态度，引用“违反良心和思想自由的法律”。

为了抵制扼杀宗教声音的世俗化尝试，他引用宗教在尊重人类自由中的作用，并回顾了教宗方济各2019年与阿兹哈清真寺大伊玛目在阿布扎比签署的《人类兄弟情谊声明》。加拉格尔总主教强调说，这是教宗方济各所遵循的方针，并将在10月4日在阿西西出版的通俗性的《兄弟众人》中提出以上建议。

根据一些新闻机构的消息，在会后议，加拉格尔总主教或抱怨讲话时间过短，强调根据“外交”准则，不应具体提及侵犯宗教自由的国家。

帕罗林枢机：激进的主观主义导致对信仰实施压迫

帕罗林枢机就反对压迫承诺的“负面方式”和呼吁宗教层面皈依的“肯定方式”，发表了闭幕讲话。他强调，“保护和推动宗教自由是圣座外交活动的标志。”枢机主教认为，当代的问题源于“对人类自由意义的根本误解”。

他说，针对宗教自由的攻击源于“恐惧与意识形态：一方面，是因为在某些国家一些宗教传统遭到禁止，“少数群体”时常受到迫害，极权政权则利用权利来施加严厉的限制。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政治正确”的不宽容声音谴责那些与激进意识形态相悖的宗教信仰、传统和习俗，称其为“仇恨”和“不容忍”。

帕罗林枢机补充说：“宗教自由正面临危机，因为我们对人类真理及其人类学的理解正面临危机。”他援引圣若望保禄二世的话，这场危机的根源在于“激进的主观主义”，或者是“将个人自由提升为绝对…“最大的善”现已成为根除一切“激进自主”的障碍，自然道德法则或神圣法则也是如此。”

他补充说，“负面方式在宗教实践中不应施加任何强迫”，这只是“对宗教自由的一种理解”。另一方面应该是“肯定的方式”，即“寻求真理的自由”，即“信仰自由”，以便“发现存在的终极真理”。

他总结说，“在我们关于宗教自由的讨论中，其中包括通过外交推动宗教自由，我们不仅要谨记想要捍卫和推动的一切，还要谨记我们所面临的威胁。其中当然包括肉体上的压迫，迫害和强加意识形态，但也包括对人类真实本质的否认。”
此次关于宗教自由的研讨会是在圣座的微妙时刻举行，期间对中国提出强烈指责：两年前与中国签署的《主教任命临时协议》22日到期，梵蒂冈有意再续签两年。但是，中方尚未表达出续签的坚定意愿。许多中国天主教徒认为，该协议是教会传教使命的阻碍，也阻止人们控诉侵犯宗教自由。在《罗马观察报》（2020年9月29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记者安德烈亚·托尔尼内里（Andrea Tornielli）指出，“由于近几个月以来的大流行使得双方疏于联系，相关结果虽然有限，但仍是积极正面的，并暗示继续实行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