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Giorgio Bernardelli

爱诺德·杨生创立的传教研究所的传教士大多出生在德语国家，如今他们一半以上的传教士都来自亚洲，而且他们也活跃在当今欧洲生存边缘的最前线。现在，该研究所被要求在3月27日至29日在罗马举行的国际会议上反思当今世界的使命。

罗马（亚洲新闻）-他在明斯特教区的学校里作为教育家赢得了声誉。随后，在1873年，他创办了一本杂志《耶稣圣心小通讯》（The Little Messenger of the Heart of Jesus），与我们在同一时期创办的杂志一样，将传教新闻带到人们的家中。但爱诺德·杨生（Arnold Janssen）神父却有个遗憾：与法国、意大利等欧洲国家不同，德国并没有向世界各地派遣传教士的教会。

1875年，他创立了圣言会（Society of the Divine Word），即圣言修会（Verbite Institute），实现了这个梦想。如今，杨生神父被天主教会视为圣人，他的传教士家庭是全世界最大的传教士家庭之一。但一切开始都十分艰难：当时的德国深受文化斗争的影响，即德国政府针对天主教徒发动的“文化战争”，包括监禁和驱逐神父和宗教人士。在如此微妙的情况下，正是当时的伦巴第外方传教会神学院（该学院于1926年成为宗座外方传教会）的一位传教士鼓励了杨生神父。高主教（Timoleone Raimondi）神父在经历了米兰传教士在美拉尼西亚的第一次不幸和显然不成功的经历后，成为了香港的宗座代牧，并于1874年访问德国期间，大力支持建立德国传教学院的想法。也正是由于他的帮助，杨生神父才得以在1875年于德国边境对面的荷兰鲁尔蒙德教区施泰尔（Steyl）建立他的“传教士之家”。这里是训练派往东方的传教士的地方：前两位，若望·巴普蒂斯特·安泽尔（Johann Baptist Anzer）和未来的拉丁圣人若瑟·弗赖纳德梅茨(Joseph Freinademetz)，在高主教的建议下，被派往香港与米兰传教士一起工作，为他们在中国山东的服务做准备。但这栋位于斯泰尔的房子很快也成为了许多想要支持传教工作的平信徒的焦点。

一百五十年后，圣言传教士的魅力还有多大意义？那么，这些传道者如今在哪些领域传福音呢？本月底，圣言会将在一个重要的国际会议上讨论这个问题，该会议的主题是当今世界的使命，由圣言会发起，于三月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在罗马额我略大学举行。鉴于此事件，我们还邀请了安塞尔莫·里卡多·里贝罗（Anselmo Ricardo Ribeiro）神父，他是一位5​​1岁的巴西传教士，在恰帕斯州和他的祖国都有经验，自去年夏天以来一直担任圣言研究所的总会长。他评论说：“杨生神父称，宣扬福音是慈善的首要和最高形式。这就是何以他如此努力地让教会派遣传教士将耶稣的福音传播到尚未为人所知的地方。当然，时代在变，但这种见解在今天仍然十分适用，甚至对许多前沿领域而言也是如此。”

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从一开始，我们就有强烈的想法，要建立一个由德语国家传教士组成的国际团体：德国、奥地利、瑞士、荷兰...”，该位圣言传教士会的总会长继续说。 “如今，它已具有多元文化的维度：我们来自76个不同的国家，在五大洲的77个国家开展事工。无论现实情况如何，共同履行使命是我们DNA的一部分。”

如今，只有15％的圣召者来自欧洲：新的圣召主要来自亚洲，而亚洲是基督徒占少数的大陆。里贝罗神父证实：“我们一半的宣教士都出生在那里。”最大的团体是印尼兄弟，人数为1,575人。接下来是印度、菲律宾、越南，另外680名来自非洲国家。这种起源的多元性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挑战。但这也是当今世界的一个标志。

这项见证呼吁将福音传播到许多特别炎热的边境地区，总会长评论说：“我想到我们在乌克兰和俄罗斯的传教士，但我心里还想着古巴，我最近刚访问过那里：我所遇到的这个国家，从很多方面来说，今天它实际上是一个首次宣告的土地。或是那些仍在等待充分体验文化适应挑战的情况。然而，我也将目光投向荷兰，杨生神父在斯泰尔建立了我们的第一座房子，这里也为我们输送了许多传教士：现在我们有来自印尼、印度、加纳和刚果的兄弟，他们在许多生存的边界上从事传教工作。其中一名神父在医院执行职务时，发现自己站在一名天主教徒面前，这名天主教徒向他索要圣体，并说道：“神父，这是我最后一次领受圣体了：我要求安乐死。 ”在这种情况下，成为传教士意味着什么？我们经常被要求问自己这个问题。

对来自亚洲的传教士来说，当今的欧洲代表着什么？里贝罗神父承认：“文化冲击非常强烈。”“整体来说，我们来自这样的环境：基督徒确实是少数，但宗教认同仍然非常强烈。相反，在欧洲，我们发现自己沉浸在世俗化的社会中，仅仅打开教堂的大门让人们进来是不够的：在今天的城市，对许多人来说，我们的举动不再有任何意义。这不仅适用于西方：即使在像南韩这样的国家，许多年轻人也不再考虑结婚，或将家庭观念视为事业发展的障碍。那我们能做什么呢？它是关于走出去，向那些孤独的人伸出援手，并接受许多痛苦。更近距离地去展示，尽管我们有种种限制和脆弱性，但生活还是可以有不同的。表明耶稣的福音带给人希望。”

谈论当今的世界。传教士本身往往属于Z世代：圣言会初学修道院中仍有许多年轻人，仅在亚洲，目前就有600多名正在接受培训。他们为你的会众带来了什么？这位总会长回答说：“他们来自一个更重视经验而非理性的环境，他们在利用数位环境方面比我们强得多，他们很幸运，因为他们仍然拥有家庭经验，这可以成为同龄人中宝贵的见证。他们对神圣的深刻感受在西方已经丧失殆尽。另一方面，挑战在于帮助他们在更以自我为中心的文化背景下变得更加慷慨。”

其方向始终清晰：参考神圣的话语，也就是说，将耶稣视为道成肉身的天主之言，这正是杨生神父以研究所的名义所希望的。里贝罗神父说：“圣经使徒工作是我们传教事业的基本面向。这意味着，首先，在我们的社区中聆听天主的话语，然后在日常生活中与他人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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