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座与越南:来自远方的转折点
加拉格尔总主教在河内的访问凸显了越南天主教与政治权力关系的独特历史。几周前,克莱尔·特兰教授在巴黎外方传教会总部举行的一次会议上重新讨论了这个主题。从1659年教皇亚历山大七世给第一任宗座代牧皮埃尔·兰伯特·德拉莫特的“指示”开始。
巴黎(亚洲新闻) - 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关系部门秘书长加拉格尔(Paul Richard Gallagher)总主教的越南访问今天结束,对越南天主教界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欢乐时刻。但这也是圣座与这片土地政治当局之间漫长而重要的关系历史的新篇章。几周前,正是围绕这个主题,在巴黎外方传教团总部举行了一次有趣的会议,会议期间,巴黎西岱大学东南亚历史教授克莱尔·特兰(Claire Tran)发表了题为“越南宗教与权力:天主教徒的案例(19-20 世纪)”的演讲,这是基于她在梵蒂冈宗座档案馆开展的一些研究。
特兰教授强调了越南重要的天主教存在的特殊性,越南拥有700万信徒,遥遥领先于老挝、泰国和柬埔寨等邻国,成为亚洲第五大天主教社区(仅次于个案菲律宾以及印度、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等人口较多的国家)。那么,如何解释天主教在越南重要的存在呢?
其中一个原因恰恰在于天主教少数群体与国家当局之间复杂的历史关系,并且在学者看来,这种关系目前正经历着三个因素之间的会面的一个充满希望的时期:长期与共产主义国家对话的经历;梵蒂冈外交在努力推进对话方面一直非常积极和创新;越南外交希望表现出其宗教开放性,这自然是为了经济利益。
此外,从这个意义上说,天主教在该地区的存在之初就已经很有趣了。特兰教授引用了1659年教皇亚历山大七世写给当时交趾支那第一任宗座代牧、巴黎宗座外方传教会传教士Lambert de la Motte神父的信函。从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他不仅尊重民族传统,还包括领土上存在的权力:“他写道,向人民宣讲服从他们的君主;全心全意地向天主祈求他们的繁荣和救赎。绝对拒绝播撒任何西班牙、法国、土耳其、波斯或其他政党的种子。不要用任何论据来说服这些人改变他们的生活和文化,除非明显违背宗教和道德,不要在他们中间引入我们的想法,而是引入信仰”。
这并不意味着与地方势力的关系很简单。从一开始,传教士就因拒绝传播对皇帝和祖先的崇拜而遭到反对。当局对天主教徒的关注不断在调解和镇压潜在危险之间摇摆不定。让事情变得复杂的是,从19世纪开始,法国殖民者也开始参与其中——他们为自己的到来和停留辩护,以将传教士从敌视他们的政权手中拯救出来——,紧随其后的是卷入冷战的列强,为了使针对共产主义的战争和捍卫自由世界合法化,他们把西方外国传教士视为西方进入帝国的特洛伊木马。
其结果就是越南教会的殉道经历:据估计,有多达30万名天主教徒因信仰而被杀害。其中有117名列真福品的殉道者,包括主教、神父、修生、要理讲授员和平信徒:96名越南人、11名西班牙人和10名法国人,其中包括8名巴黎宗座外方传教会传教士。
但早在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梵蒂冈就欢迎了第一批六名越南神学院学生被派往罗马,以不属于西方列强的当地教会的视角接受培训。从1924年开始,宗座代表的出现就朝着同样的方向发展,尽管这个进程在1975年因战争结束时共产党政府颁布的驱逐令而戏剧性地中断。
去年12约,随着常驻代表扎列夫斯基(Marek Zalewski)总主教重回河内,且在越南教会的社会活力的帮助下,这个进程已经恢复。特兰教授总结道,这并非巧合,教宗方济各在 2023 年 7 月致越南天主教徒的信函中坚持了两点:教会的社会角色必须参与国家生活的各个领域,以及致力于成为好基督徒和好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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