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北京献殷勤，教宗方济各失去了中国（和香港）
谈“中国”是危险的：这个词可能指中国文化、文明、中国人民，但也指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的一党制政权，代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接受《亚洲时报》采访时，教宗冒了重复卡萨罗里枢机“妥协政策”的险。前教廷国务卿的这一政策给共产党国家的宗教自由造成了灾难性后果。一名香港学者的分析
香港（亚洲新闻）—教宗方济各接受《亚洲时报》采访引起了整个华人世界天主教会内外的强烈反响。有的是积极的（例如《环球时报》评论员文章）、有的却是消极的，正如我们在下面转载的这篇评论：
不同消息来源（部分并没有得到证实）指圣座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对话”或者谈判目前取得了迅速进展。部分人认为很快将会达成协议。不久前接受香港媒体《亚洲时报》采访时，教宗方济各指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伟大的文化，有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智慧”。许多人视这一采访是进一步讨好北京的举动。教宗方济各是一位伟大的智者。但似乎不完全了解目前中国的政治局势。中-梵在现在建交，一定是他的遗产。
从刚一就职起，教宗方济各就多次重申他渴望开启与北京的对话。每一次谈到中国，他都提及十六世纪意大利籍耶稣会士利玛窦。为了传播福音他选择了深入到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中，并因此而出名。
西方许多人都试图将中国教会的冲突视为是一场文化型的冲突，一种“文明的冲突”。为此，为了缓和紧张气氛，就应该进入纯粹的文化内的对话。这显然也是教宗选择的路线。不幸的是，从这个角度审视问题，教宗似乎没有考虑到今天冲突的核心完全不是文化不理解，也不是因为害怕中国的文化帝国主义才产生的。这是政治冲突，是因为极权主义的统治与宗教自由无法调和所致。
“中国”这个词历来是个问题：它可以指中国文化、文明、中国人民，但也指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的一党制政权，事实上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代表的。教宗似乎认为，今天，中共是“中国文明”的化身，而事实稍有不同。中共一直推动最为与中国文化对抗的政策，无论是其历史还是在世界范围内。文革期间，毛泽东不惜一切代价地试图彻底根除所有被视为‘反动派’的：其中包括了庙宇、儒家思想、传统宗教、知识运动等。
红卫兵将孔夫子视为“头号天敌”，代表了“旧世界”。上个世纪五十年代部分逃到香港的重要新儒家思想知识分子多次谴责中共威胁中国文化、甚至指其是“中国的苦难”。最著名的历史学家，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得主余英时曾经说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那片土地上不存在中国（文化）”。
部分人可能会坚称，不久前出现了一种“中国复兴运动”。甚至中共也支持孔夫子的教导了，在世界各地开办了孔子学院。但事实是，中共仅仅是在重振政治性的儒家思想，从而达到传播奠定在爱国主义基础上的国家意识形态的目的，无条件地坚决服从国家。孔子学院是中共的宣传工具，对许多新儒学家而言，这一哲学应该是人文的、与民主——即便不是相辅相成的也是——完美相符合的。可以肯定，就连孔子本人都会反对这一非人的统治、反对铁心肠的统治者们。
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像明清时代，习近平不是皇帝。今天，利玛窦没有任何用处。胡锦涛和温家宝统治的十几年里，中共对民间社会的控制相对放松了。但宗教自由仍然不在此放松之列，采用越南模式任命主教的方式被驳回了。
今天，可以说习近平是毛泽东时代以来中共最强势的领导人：所有权利都集中了、所有的自由都受到限制。希望这一协议能够让教会自由行动、让中共置身于重要变革之外，这种想法纯粹是无知（或者是过分相信的表现）。
去年十二月，一名宁夏教区的年轻司铎蔚和平神父神秘死亡。许多人认为他的死与政府有关。死前，蔚神父邀请圣座不要急于（与中国）取得成果。因为如果普遍没有宗教自由，教会又怎么能获得自主行动的绝对权利？
人应该向历史学习，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保禄六世教宗和他的外交官卡萨罗里国务卿积极推行了“东方妥协政策”，创造了与东方共产党国家的“对话”，结果是灾难性的。
匈牙利的民族英雄约瑟夫∙敏真蒂枢机拒绝向共产党屈服，被圣座革职。教会开始与共产党合作，主教团实质上在共产党的控制之下。许多教友认为，这是道德沦丧：他们对圣座的忠诚遭到了圣座本身的背叛。为了让教会活着，圣座用自己的手倒空了教会的灵魂。丧失了伦理道德原则、接受与政治当局的妥协后，教会再也不是教会了。直到若望∙保禄二世就职后，才改变在支持人权方面的立场，从而让教会重新成为道德权威。
同样的历史（甚至更糟糕）好像可能会与中国重复。今天，教宗被卡萨罗里枢机的崇拜者帕罗林枢机为首的外交官们包围着。这其中，有《梵蒂冈内部通讯》和一大批高级教士，一直推动支持未来签署协议的运动，并大肆推崇。强调甚至许多中国“地下”教会的主教和平信徒都迫不及待地要看到这一天。
总之，在中国天主教徒中十分普遍的“天主教在线”上，许多人强烈抨击各种圣座为了向北京宣扬而可能接受的卑躬屈膝的妥协。不幸的是，这些声音永远也进不到那些办事员的耳朵里。
盛传教宗将会派新任命的“慈悲传教士”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去，宽恕那些爱国会“任命的”非法主教。而那些被关在监狱里的主教和司铎呢，完全不在对话内容之列。如果是这样，此类协议不仅是令人感到耻辱的，而是不公平的。香港退休主教陈日君枢机不断地、公开地反对这样的协议：但却被排除在外、不受重视。
香港也同样，这里的教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是支持社会民主化的力量、支持人权的声音。总之，在现主教汤汉枢机领导下，教会似乎总是不愿意揭露侵犯人权和民权，以及中共及其志同道合者，特区政府的压制。
有人认为，这种妥协的背后或许有重要的原因，或者说教会内许多人——包括汤汉枢机在内——为了不妨碍中梵谈判不想激怒北京。而又一次，危险是教会为了谄媚政治权威牺牲了自己的道德原则。一些教友们对这种坟墓的沉默、这种被动的合作感到屈辱。教会和中共之间的协议会损害香港的天主教活跃主义，使许多年轻教友远离教会。
教会当局始终是道义的，永远也不是政治或者经济的权威。“殉道者的鲜血是教会的种子”，教宗方济各常常讲中东基督徒的苦难和殉道，但只字不提中国拆十字架和拆教堂。耶稣不是为一个政治运动或者一场革命献出生命的，但也没有向着政治压力低头。永远也没有为了传播祂的话而向当局妥协。耶稣不接受妥协。
我呼吁主教、司铎和全世界的兄弟姐妹们：请你们为我们中国受迫害的兄弟姐妹们祈祷。愿他们能充满天主的恩宠，从而继续他们勇敢的信仰见证。
* 香港中文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