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与西方：何以忘怀天安门事件

作者 Bernardo Cervellera

31年过去了，新闻检查、审查制度、驱逐异议者、监狱、身心折磨，处决和死刑都难以淡化天安门广场上学生和工人关心的话题：民主和结束腐败。西方对天安门事件感到担忧：柏林墙倒塌时，尖叫、眼泪和被军队杀害的年轻人的鲜血让暴力和镇压在欧洲逐渐消失。天安门事件之后，西方得以利用廉价劳动力，让百万人在全球化的大环境下得利。呼吁中国和香港全面民主。

罗马（亚洲新闻）- 31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尝试使用各种方式来淡化1989年6月3日至4日晚上在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事件。当时的学生和工人面对监狱、身心折磨、制裁和死刑，显得并不畏惧。他们的呼吁仍被今人有所提及：民主和制止腐败。

反腐倡廉的话题再次被今天的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提出，这也成为他执政初期的核心任务。西方式的民主一直被贴上有色标签，这仿佛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所不同。为了稳固政权，习近平曾表示，不应在中国大学中过度宣扬「西方价值观」。即使在天主教全国神学院中，教会的社会训导课程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审核，对与人的尊严、家庭、公民社会和民主有关的部分进行了筛选。

民主在五四运动爆发后，以现代化的精神涌入中国，并呼吁尽快结束封建帝制文化。清帝国结束后，尽管中国问题重重，但一切都向着民主社会发展。然而，随着毛泽东带领下的新中国建立以后，五四运动的思潮又融入了中国共产党为主要执政党的元素。

参与到天安门事件中的学生是天真的，因为他们的不少需求都由一些专家学者撰写，后者着力与西方对话，使他们重新回顾自己的历史，渴望塑造出一个现代化的中国，然而毛泽东的一些错误判断，让国家一度陷入困境。天安门事件后，90年的中国曾有人试图成立一个民主党，但这些人最终未能成功，反而沦为阶下囚。

2000年，一些知识分子和异见者提出了《零八宪章》的草案，其中就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刘晓波，但他未能如愿，最终死于癌症。

在这几个月当中，尤其是疫情初期，有一些医生、知识分子、学者和活动人士对政府的行为持有批评性意见，并再次将民主的议题，提到台面。

有人认为是北京的沉默导致了Covid-19遍及全球：但中共也借此机会做了危机公关，表明中国式的民主不仅会拯救中国人民，也会有利于全世界。

当然，在西方，也有一些政治家和游说团体认为，西式民主对中国没有好处：这是一个地缘辽阔的国家（不要将它比作是摩纳哥公国！）；威权主义应在经济和安全方面付出代价（现在是面对Covid-19）；中国文化不同于西方文化（中国的政治环境不同于他国）。

反过来说，西方是天安门事件以来获益最多的地区。我坚信，（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的倒塌和欧洲共产主义倒台，犹如（1989年6月4日）天安门事件可以通过非暴力方式完成：尖叫、眼泪和被军队杀害的年轻人的鲜血让暴力和镇压在欧洲逐渐消失。

邓小平在90年代呼吁中国经济现代化，使中国富强，缩小贫富差距后便能淡化天安门事件。西方世界在这里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的工厂，西方得以利用廉价劳动力，让百万人在全球化的大环境下得利。

如今的中国已经成为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市场，该国的中产阶级也已然成为每个公司的目标，西方社会不再纠结人权等问题，搁置了不同文化间对话的渠道，而是加入到习近平提倡的利益共同体的理念中。因为，否则，全球化的进程只会更多的奴役中国人，在权利不公的条件下，一味的陷入经济发展的锁链中，就像今天发生的那样，又有不少人开始高呼民族主义使他们陶醉。西方国家负债累累，在不少中国人重新追求民主和呼吁廉洁之际，淡化天安门事件。

近几个月来，香港的局势一直潮起潮涌，人们呼吁全面民主，政府和执法机构的廉洁反腐。反对「颠覆、分裂、恐怖主义和与外国势力合作」的安全法，也许是为了让香港事件，防患于未然，不在中国大陆上演类似「病毒」。如果西方社会，至少出于感激之情，没有忘记天安门，它必须像当年询问死于宵禁的人数一样，问清楚今天死在新冠病毒威胁下的具体人数；并且必须提供恰当的建议来保证香港的全面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