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Bernardo Cervellera

北京正在全面控制教会和宗教团体。一些中国神父说，还有新文化大革命。但实际上，中国正在实施一个可追溯到1980年代的措施：中国教会是一个只属于国家的「国家教会」。

锡格堡（亚洲新闻）－ 从8月30日至9月1日, 第10届欧洲天主教中国问题研讨会在德国科隆附近的锡格堡举行, 主题涉及教宗通谕“愿上主受赞颂”与技术科学的关系, 关注的焦点为中国教会。会议由圣奥古斯丁中国中心主办, 应邀出席会议的有来自香港, 台湾, 中国大陆的嘉宾; 以及国际知名人士。亚洲新闻通讯社主任, 作为嘉宾, 以“中国宗教政策的方方面面”为主题, 提交了关于发生在中国的迫害状况的一些说明。以下是所作报告的内容。

 

他们关闭或者捣毁了教堂; 他们从教堂的顶端或者墙壁, 摘下了十字架; 他们把高耸的堂尖夷为平地; 他们洗劫圣地古老的雕像; 他们取缔家中或者外面的宗教标志; 他们禁止神父举行圣事; 他们强迫神父返回原籍; 他们把18岁以下的孩子们阻挡于教堂之外, 因此失去接受宗教教育的机会。

生活在中国的天主教会, 常常蒙受上述的这些遭遇。对于一些中国神父而言, 这似乎是一场新的文化革命, 有人愤怒地破坏圣物并且制造混乱。实际情况却是相反, 这些情况反映了一个非常精细的计划, 根本不是心血来潮导致的混乱; 这个计划已经在周密的部署下实施了数年。

新的宗教条例

自从新的宗教活动条例于2018年2月1日生效以后, 所有遏制宗教的行动都变得越来越普遍。条例具有以下特色:

1.对于宗教的负面看法, 例如, 认为宗教可能作为恐怖主义, 以及民族和国家分裂的根源; 形成对于国家安全和公民健康的威胁......(参见新“条例”第八章);

2. 断言只有通过宗教事务部门从国家到省, 市, 县, 村所有层面, 自上而下的全面控制, 宗教方能生存并被社会接受。要求各级宗教事务部门不断地工作, 组织, 核查, 控制宗教团体的行为(见第6,26,27条);

3.新的规定不仅涉及宗教场所的建设, 为此必须取得地方, 省市, 国家各级政府的许可; 同时涉及如何界定十字架和雕像的尺寸, 颜色和位置, 为此同样必须取得宗教事务部门的许可和核查(第29-30条)。无论如何,“禁止在寺庙和教堂之外建造大型宗教雕像”;

4.新的控制领域涉及在互联网发布文本, 为此必须取得政府当局的许可, 并且“不得含有禁止的内容”(第47-48条); 禁止在媒体上播放任何宗教仪式;

5.政府一直要求神职人员, 包括神父和主教, 进行登记; 与此同时, 要求他们保证支持独立, 自治, 自养的政策;

6. 如果宗教活动在未经注册的地方举行, 由未经注册的人员参与, 可能面临高达20万至30万人民币的高昂罚款, 直至没收举行非法集会的建筑。这条可谓新鲜事物(见第64条);

正是这些罚款以及没收举行未经登记(非法)宗教聚会建筑的规定, 迫使许多非官方神父建议他们的教友不要继续聚会, 以免卷入可能严重损害团体利益的重大经济风险。

实际上, 新的条例似乎旨在消灭非官方团体。 条例发布之后, 经过精心部署, 警察和宗教事务官员立马召见地下团体的主教, 神父和忠实教友, 请他们“喝茶”并“建议”他们在官方团体进行登记。这可解释为什么温州邵祝敏主教多次被迫 “度假”; 为什么河北, 河南, 内蒙古......的神父被迫接受政治教育。

对于地下团体的零容忍

现在看来, 对于非官方团体的“零容忍”已经非常清楚。首当其冲的受害地区当属河北, 河南, 浙江和福建。在这方面的范例是齐齐哈尔教区至少十座已经关闭教堂的命运, 一些神父遭到驱赶, 被迫返回他们的原籍。

从2018年9月底以来, 该教区的至少七个圣堂及其团体遭到镇压。 魏景义主教获得教廷承认, 但未被政府认可。 统战部和宗教局官员, 连同警察, 在举行弥撒圣祭的时候进入教堂, 打断仪式, 驱逐并且威胁教徒, 下令取缔团体。 遭受惩罚的团体分布在双发, 漳州, 丰乐, 吴元, 五大连池, 通北和加格达奇。

他们要求一些神父离开所在的地方, 否则将被强行驱逐。被镇压的团体都是“地下”, 未曾注册。但是, 在过去的多年, 他们与地方当局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当局对于聚会常常视而不见。

另外一个关键的案例发生在河南, 那里除了安阳以外的所有教区都没有得到政府的认可, 正是在这个省份, 摧毁地下团体和逼迫神父注册的运动异常激烈。

在2018年4月份, 洛阳教区滹沱教堂惨遭破坏。几天之后, 同一教区的李宏业（1920-2011）地下主教墓碑被人亵渎。教友们确信, 针对主教墓碑的暴力行为是由于碑上刻有主教职位的标志, 然而政府对此未予承认。

今年4月28日, 地处安阳教区的卫辉地方当局摧毁了耸立在两个钟楼上的巨大铁质十字圣架。亚洲新闻获得的两个录像显示, 技术人员正在使用高吊机拆卸一座十字圣架。在教堂周围, 几十名警察阻止可能发生批评和抗议。许多教友, 对于虐待行为感到无能为力, 跪在圣堂周围祈祷和咏唱。教友们在那一天都在祈求天主。

控制官方团体

官方教会同样受到更加严厉和更不宽容的控制。举例如下: 在2019年5月6日至7日夜晚, 河北邯郸教区沉柳村天主教堂的拆除工作开始了。他们花了几个小时移走钟楼上的巨大的十字圣架, 然后开始破坏墙壁。地方当局决定此举的动机在于, 教堂和十字架地处高速公路附近, 过于显眼, 过往的汽车会因基督教的标志和建筑而分散注意力。他们还说教堂没有所有的建筑许可证。教友们证实官方团体的教堂已经通过宗教事务部门的允许方可施工。教区的一些神父披露, 当地政府已经计划摧毁其他23座教堂, 这些全部属于官方团体。

2018年7月和2018年8月, 以城市规划的名义, 两座分别地处前王和梁王（山东）的官方教堂遭到摧毁; 相应土地被白白没收, 分文未付, 将会用于房屋开发。

2018年10月, 两座献给圣母玛利亚的圣地惨遭破坏, 雕像不翼而飞。事件发生在山西东二沟的七苦圣母圣地和贵州安龙的万福圣母圣地。

一些教友告诉亚洲新闻, 东二沟圣地的雕像以“中国化”的名义遭到没收: 当局声称这里“十字架太多”和“装饰超过限度”, 为此必须将其拆除和销毁。

安龙的圣母山圣地之所以被毁, 是因为当局宣称缺乏必要的建造许可证明。

神父和主教是这次紧箍咒的受害者: 河南郑州的刘江东神父, 于2018年10月被逐出堂区, 被禁止以神父身份生活。这是由于刘神父敢于组织18岁以下的孩子们在一起, 从而违反了不许对未成年人进行宗教教育的禁令。

这里值得回忆一起更早的案例, 上海教区的马达钦主教, 因为敢于公开脱离爱国会, 从2012年就处于隔离和软禁的状态。由于爱国会不再信任他, 他的重新反思无济于事。

中国化

针对教会生活的控制通过所谓“中国化”来进行, 尽管强调应该将信仰植根于文化, 然而却不尊重宗教信仰及其表达, 颂扬的却是基于民族主义的爱国主义。以“中国化”为名, 教会不仅必须吸收中国文化, 并用中国模式表达自己的信仰; 而且必须根据中国文化重塑神学, 历史和艺术。 只有爱国会才能资格验证这项事务。

推动所谓“植根文化”的这股力量已经演变成对于过往教会圣物与艺术作品的一场浩劫, 名义就是它们“过于西化”; 教堂的内部和外部装饰, 钟楼上的十字圣架, 堂顶和正面的格局, 仅仅因为“不合中国风格”而遭拆除。更有甚者, 农历新年的春联也不能含有宗教标志或者宗教用语, 而只能符合中国风格, 只能无神？教堂也被禁止出售带有宗教表露的对联; 信徒已被禁止将这些对联展示在自己的家门前。

中国化这个主题于2015年由习近平提出。在对局势进行分析之后, 中国共产党害怕重蹈前苏联的后辙, 于是在2015年5月20日, 在统一战线工作会议上, 习近平下令, 如果宗教想要在中国继续生存, 必须进行“中国化”。在2016年4月举行的一次全国宗教事务会议上,同样的论调得以重申; 而后在2017年10月的举行的中共十九大上,在论述宗教的部分,亦被提及。

对于习近平而言,中国化意味着:

1. 以中国文化对于宗教进行同化, 进而从文化角度“消除外国影响”;

2. 独立于任何外国影响;

3. 服从中国共产党[1]及其领导。

这样, 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会以爱国主义和支持共产党的名义, 他们强迫团体在每座宗教建筑上悬挂中国国旗, 在宗教仪式之前高唱国歌, 在祭台前供奉习近平的肖像。

人们还能明白另外一个重要事实: 在中国发生的破坏行径不仅仅因为地方当局头脑发胀, 而且反映了国家领导人和最高领导人, 即“领导核心”, 对于这些行径的袒护。

中国化是使教会在公众视野中消失的一种方式。 正如爱国会的一次内部会议记要所披露, 在将来, 教堂不应具有标志性意义, 不应处于路口或者主要道路附近, 不应具有“西方特色”, 比如罗马式, 哥特式, 阿拉伯式, 不应执行任何社会功能, 比如: 帮助退休老人或者开办幼儿园。 简而言之, 只能维持最低限度的礼拜自由, 然而礼拜场所及其慈善行为将会越来越不引人注目。

中梵协议

中国与罗马教廷于2018年9月22日签署的临时协议, 并未改变这种控制和遏制的局面。 确实, 该协议是某种程度上的一点收获, 因为在中国当代历史上, 教宗首次被承认为生存在中国的天主教会的首领。 至少, 梵蒂冈声称如此, 但是我们并不知道协议文本的具体内容, 因为至今为止尚未公之于众。

但是, 在去年12月份, 中央统战部副部长, 国家宗教事务局原局长王作安再次强调, 在任何时候, 任何情况下, 独立和自治的原则都不会动摇。

教宗可能对地下郭希锦主教说过, 如果协议不能签署, 中国威胁要祝圣45名非法和“独立”于圣座的主教, 以此制造真正裂教的基础。由此可见, 该协议是一个真正的敲诈勒索行径。

必须强调, 协议签署之后, 统战部和爱国会在中国的许多地区立马召集神父和主教开会, 向他们宣布, 尽管签署协议, 但是他们必须为“实现独立的教会而工作”。 如同协议签署之前, 政府继续捣毁十字圣架和圣堂, 继续政治灌输, 继续逮捕行动。

签署协议之后

签署协议之后, 可以看到驱使神职人员进行民事登记的力量, 从而神父和主教变成真正的国家干部, 变成国家宗教政策的捍卫者。 一份来自福建省的文件非常典型, 文件的标题是“宗教活动场所负责人和教职人员责任承诺书”。如果签署这个承诺书, 神父可以负责堂区并在规定的限度内行使圣职; 否则, 将会处于失业状态, 并可被遣返回家。修女们也是一样,“奉献者”特指修女(在中国, 政府不允许男性进行修会生活)。

其中最触目惊心的事实包括:

1. 增加了“严禁未成年人进入教堂”和“不得组织未成年人进行宗教培训”的条例。 必须指出, 这一禁令不仅违背福音(见马太福音19,14); 而且违背中国宪法, 宪法保障宗教自由, 不设年龄限制。

2. 以独立的名义, 政府要求教会必须“有意识地抵制外国的干预; 不与外国势力联系, 不能招待外国人, 不能接受采访和培训, 不能接受国外会议的邀请”, 形成事实上的孤立状态, 不能与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天主教徒分享同一信仰。 这些禁令违背联合国关于宗教自由和公民权利的公约, 北京也于1998年10月5日签署, 但是从未生效。

3. 传播福音受到很多限制: 未经许可, 不能咏歌; 即使在家里, 也不能悬挂与“福音”有关的文字或者标志; 不能在网上谈论宗教话题; 不能在医院看望病人时谈论宗教信仰.....

问题在于, 在过去, 通过这个宗教政策, 政府曾经试图扼杀充满生机的宗教, 那时宗教很难将自己置于国家法规之下; 在今天, 政府希望, 神父和主教只是服从它还远远不够, 而且还要积极倡导它的政策, 主动地参与对于教会生活的迫害和遏制 [2]。

梵蒂冈对于神职人员民事登记的指南 

协议签署之后, 教宗方济各立即向中国教友和普世教会发表了一封信函, 盼望所有教友与中国政府和社会共同努力, 以期实现在与普世教会的共融中彼此和解。

协议签署一年之后, 似乎分裂和反对的迹象更加明显。

甚至在签署协议之前, 鉴于他们拒绝加入爱国会和不支持教会独立的经历未被重视, 地下团体就已宣称他们已被罗马教廷所“遗忘”。新的神职人员登记表格, 要求神父支持独立, 这使他们感到自己比以往更加尴尬。

最大的障碍在于:

1. 政府作为签署协议的强势一方, 哄骗地下人士说“梵蒂冈也赞成我们”;

2. 在梵蒂冈的文件中, 在对协议的评论中, 在对7名受到绝罚主教的接纳中, 地下人士看到他们的立场已被“历史性地克服”。

即使许多官方神父, 也由于协议没有带来更大的宗教自由, 反而使得神父和主教成为“国家干部”, 从而感到不满。此外, 官方神父和主教不仅没有向地下人士进行和解, 反而把自己局限在干部的角色中, 根本不在乎地下人士的命运, 甚至批评非官方团体“不跟随教宗”。

在普世教会的层面, 常常以协议和向北京展现“耐心”的名义, 对于迫害保持沉默, 扬言“一切都很顺利”, 反而指责说出迫害真相的人“别有用心”。

近几个月来, 梵蒂冈似乎对协议及其实施方式有了新的想法。

在接受《梵蒂冈新闻》采访时（2019年2月3日), 传信部长斐洛尼枢机主机, 在梵蒂冈的要员中, 首次承认对于协议存在“困惑”, 指出政府“强迫”加入爱国会, 而不是像中梵商定的那样可以“自主选择”。

他还批评了基于自私和狭隘的民族主义所形成的“爱国主义”; 与此同时, 支持一种真正热爱和服务祖国的情怀。

2019年6月28日, 圣座发布了关于“中国神职人员进行民事登记牧灵指南”。其中承认协议的执行存在“困难”。 以略显间接的方式, 指出对于神父和主教存在违反天主教义的暴力和强迫行为, “尽管中国当局业已承诺尊重天主教义”。

此外, 该文件还精确说明哪个“独立”可以签署(指政治上的独立, 而不是对于教宗的独立), 并且指明在签署登记文件时如何维护天主教的良知。

该文件然后敦促官方和地下团体之间保持耐心并进行和解, 尊重各自的选择, 希望将来能与中国当局澄清一切。

对于几位官方和地下的神父而言, 该文件有些“模棱两可”, 因为它留给每人自行决定的空间, 而未能指出任何信仰的原则。

此外, 正如我的一位同会兄弟强调的那样, 这份指南的字里行间“没有顾及到对于教会结构种种限制这些事实, 对于天主教友生活的限制, 特别是对18岁以下的孩子们, 以及以“中国化”的名义采取的不当措施"。重要的是, 似乎没有意识到中国当局欲将教会简化为国家机构, 并将神职人员转变为政府干部这个明确企图。

很明显, 站在中国政府的角度, 利用这个中梵协议, 它正在执行1982年19号文件确立的政策: 随着这个政策的实施, 共产党停止主动消灭宗教的办法, 因为这类办法都会适得其反。但是, 共产党自以为拥有全面控制宗教的权力。

从这个角度来看, 宗教人员进行登记时发生什么的事情与这个计划一脉相承, 即使承认教宗是“天主教会的首领”, 更确切地说, 是“梵蒂冈的首领”, 但是他们的观点丝毫没有改变: 中国教会属于国家, 任何“外国势力”没有资格对它讲话, 否则便会遭到“干涉中国内政”的指责。

另一方面, 梵蒂冈和世界教会对于迫害, 破坏和禁令保持沉默, 证实了北京的观点: 中国教会是个仅仅属于国家的国家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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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根据2016年4月24日的(人民日报), 在关于宗教问题的讲话中, 习近平重申共产党必须“有效”和“有力”地领导所有宗教,“牢固地把握对于所有宗教活动的指南作用”。宗教必须服从共产党的领导, 加强执政党的地位”,“维护国家的最高利益和中华民族的普遍利益: 支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支持社会主义制度和坚持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2] 政府还要求民众成为控制教会的“积极部分”, 并向非法宗教活动和间谍活动的举报人提供利益和金钱奖励。到目前为止, 我们了解在广东发布的文件, 但在河北也有一个网站, 邀请民众举报所有非法的宗教活动(请参阅天亚社, 2019年7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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