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梵关系：只有双方合作才能打破僵局实现共赢

作者 Wang Meixiu*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阐述北京和圣座关系“工作情况”。一段漫长而曲折的历史，因相互误解而变得复杂，不应威胁到未来开启合作渠道。主教任命应该由教宗决定，但梵蒂冈应该进一步理解中国政府的理由、学会予以其更多的信任。这一切的基础是，涉及各方都要有耐心

北京（亚洲新闻）—教宗方济各当选后，越来越热衷谈及中国和梵蒂冈关系、增加对话、很快就会建立外交关系等。各大媒体和中国观察员们的特殊激情却没有太多的事实加以佐证：教宗赞誉之词、中国发言人的回答、中共媒体的部分开放。人们所知道的就是中国社交媒体普遍对教宗方济各的高度敬仰和赞赏。他以简朴的风格、对穷人和病人的爱征服了人们。大家也知道，多年来，梵蒂冈和中国代表在对话，但不了解究竟谈了什么内容。例如上周，一个梵蒂冈代表团到了北京。据零零星星透露出的消息，好像谈到了选举和任命中国主教的方式，从而避免再次进行新的非法祝圣。

梵蒂冈和中国之间关系中还存在着许多问题。本社希望能够向读者们提供从事上述对话的人士的观点和声音。这就是我们邀请中国社科院王秀美女士介绍她对这一问题、对圣座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问题看法的原因。王女士所在的中国社科院，是中国政府的智库。从她的分析中可以了解到要走的路还很长，才能让中国不要将圣座视为一个政治机构组织。同时，强调了梵蒂冈人士们还需要很大的耐心才能找到一条与中国领导人对话的道路，从而保证中国现代社会中的宗教权利。

《中梵关系：只有双方合作才能打破僵局实现共赢》全文如下：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王美秀研究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天主教会教宗方济各于9月下旬同时访问了美国和联合国。教宗方济各再次赞扬中国人民，表示愿意来华访问，使中梵关系再次引发媒体的关注。

根据我个人的研究，中梵关系的今天有着漫长曲折的过去。1922年罗马教廷派遣刚恒毅总主教到中国做宗座代表，主要负责督导天主教在中国大陆各地的传教工作。1942年当时的合法政府中华民国政府与梵蒂冈宗座建立外交关系，从此来中国就任的宗座大使担当起处理与政府和与地方教会关系的双重使命。

1949年随着民国政府退居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于是在一个中国的疆域里出现了两个彼此独立的政权。历经周折，曾经驻在南京的宗座大使黎培理于1952年抵达台湾，继续履行宗座驻“中华民国”大使的使命。此乃梵蒂冈与今天的“台湾当局”邦交关系的由来。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迄今为止，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从未与梵蒂冈建交，更谈不上媒体常说的20世纪50年代初与梵蒂冈断交的事。部分海外专家研究表明，黎培理当年离开中华人民共和国前，试图与政府取得联系，但未获成功。

在随后的东西方冷战时代，中国和梵蒂冈都不可避免地深受影响。中国和中国教会割断了与包括梵蒂冈在内的“帝国主义”的关系，先是在基层掀起三自革新运动，最终于1957年在北京成立了中国天主教友爱国会（次年更名为中国天主教爱国会），提出割断与梵蒂冈在政治、经济上的联系，在“当信当行的教义教规上服从罗马教宗”的主张。翌年湖北教会推举出主教候选人后，很快致函罗马教廷希望宗座考虑到中国教会主教严重空缺的现状予以批准，以便可以维持教会的生存。

然而，处在冷战氛围中的梵蒂冈对“三自革新”予以严厉谴责，对报送的主教候选人名单严词拒绝。于是，中国教会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开始了未经教宗任命的主教祝圣历史，走了一段主教选圣没有教宗参与和任命的弯路，直至20世纪80、90年代教宗任命中国主教的做法才悄然恢复。

这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中国天主教会要做“至一至圣至公从宗徒传下来的”教会的宗教愿望的显性表达，是中国教会尊奉和维护教宗任命主教的宗教权利的基本要求的表示。而且，中国教会的这一要求假以时日也得到国内地方政府有关部门的谅解。2006年5月新华社发表的国家宗教事务局的声明也说明，中国主教候选人选举产生后已将名单报到梵蒂冈。正因为如此，所以才有中国政府和梵蒂冈之间就中国天主教有关事宜的接触和对话。

由于宗座是以梵蒂冈城国为世俗外在形式的宗教性实体，是全球天主教会的宗教领导中心。因此，各国在对待和处理天主教会事务方面，要么由教会自行应对，比如美国1984年与梵蒂冈建交前后，主教都是由教宗任命的；要么由宗座与世俗政府就地方教会事务及其他相关事宜进行协商，达成政教协议或共识，取得谅解，一致行动，避免冲突。截至目前，宗座已经与全球诸国签署约200个政教协议。

然而，遗憾的是，由于我国政府与包括梵蒂冈在内的国内外天主教会在天主教的一些议题上存在明显分歧，结果进入21世纪以后，我国公开教会个别主教未经罗马批准的“非法祝圣”行动常常成为中梵冲突的代名词。而且近年来发生多起此类事件，其中有的甚至成为互联网时代国际性传媒事件，对中国教会、中国政府和梵蒂冈三方都造成不良影响。

除主教任命议题外，围绕中国天主教会，中梵之间可能需要解决的问题还有，教区划分不一致问题，如何解决政府不承认的主教、神父的宗教职业者身份问题和教会认定的“非法主教”问题，中国天主教会是否要保持“教省”、“总主教”设置问题，中国天主教主教团和爱国会通过的一些文件的个别条款的表述问题，等等。

然而，由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才有30多年，中国政府比较偏重对宗教的社会功能的认识，对宗教之于信仰者个体生命的精神价值，尤其是对基督宗教、对外部世界、国际关系、对宗座的宗教性实体的定位和国际影响的认识有个过程。而且，罗马教廷对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国共产党的决策方式、管理宗教的制度和方式、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表达方式、心理习性、见识外部世界的能力，同样需要一个认识过程。因此，双方可能对彼此之间存在的问题、需要解决的问题的理解，都未必一致。加之，在过去30多年里，双方的接触断断续续，磕磕绊绊，至今未果，难免加剧彼此间的不信任和疑虑。这就需要双方耐心地、经常反复地坐下来，坚持不懈地交换看法，增进彼此间的理解和信任。

双方可以从比较容易引发冲突的，或者说从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开始商谈，比如中国主教的任命问题，避免再次发生因单方面认可的主教候选人的祝圣事件招致的冲突。一些基本的事实和通行的常识说明，中国天主教会作为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群团组织之一，必须在宗教上按照教会的普适教规和信仰办事以便保持其自身的宗教特性，同时也必须回应中国政府的基本要求以便证明自己是愿意并且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的宗教组织。长期以来，中国天主教会坚守爱国爱教的立场，恰好表明他们对自身身份的认识是清晰无疑的。故此，中梵之间必须共同努力，才能逐步处理好中国天主教会内出现的问题。

此外，按照国际通行的天主教会的组织结构和框架，现存的中国天主教会的框架结构中也存在需要调整的地方。一旦现有的中国天主教主教团容纳中国大陆的全体主教，并且担当起中国教会的领导责任，正像天主教主教团在其他国家的角色那样，中国天主教会组织框架的调整才算到位。届时，中国天主教主教团依然是，且必须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框架内的一个宗教组织，是带领教徒群众爱国爱教、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的宗教团体。同时，可以预见的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教会内平信徒的社会地位、受教育水平和社交能力、办事能力会日益提高，参与教会事务和社会事务的愿望会日益增强，经过角色转型的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也必将在未来发挥自己的应有作用，这是毫无疑问的。

应该指出，中国天主教会也是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支持者和受益者之一，是支持和拥护中国政府改善中梵关系的大方向的。一些研究表明，中国的天主教徒人数不足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一，是大陆5大宗教团体中人数较少的一个。在过去近70年的历程中，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学习落实梵二会议文献的过程中，中国天主教会的成员逐步学习与其他宗教信仰者和无宗教信仰者和睦相处，总体上都在为建设国家、稳定社会默默地发挥着自己的作用。若中梵关系能够改善，大到国家、社会、地方管理部门，小到每一个教徒，必将受益匪浅。当然，考虑到中梵之间面对的复杂问题，及其认识和解决问题的诸多差异，我们也需要在期待中加倍耐心、耐心、再耐心地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