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福传有利于社会、结束迫害
官方和地下教会基督徒在中国庆祝了世界为中国教会祈祷日。这是本笃十六世教宗指定的。在充斥着个人主义和腐败的中国，学者和学术界人士建议予以教会团体更多的经济自由和宗教自由。领导人对宗教持怀疑态度，事实上，宗教是为数不多的粘合剂，有助于稳定与创造性社会。某些撰稿人对迫害的沉默令人奇怪。首要任务是司铎、修女和平信徒的教育。现在是中国福传的有利时机
罗马（亚洲新闻）—五月二十四日世界为中国教会祈祷日这一天，数以千计的教友从上海和中国其它地区涌向佘山圣母朝圣地参加了朝圣活动。这一天，是教宗本笃十六世在二OO七年给中国天主教徒的信中指定的。旨在巩固他们与伯多禄继承人的合一；爱迫害他们的人、为迫害他们的人祈祷；从世界各地教会获得“团结互助的友爱与关怀”，并“恪守”他们的见证。
自二OO八年起，因为担心同一信仰的过大规模群众集会，除上海教区外，政府禁止所有其它中国教区在五月二十四日进教之佑瞻礼这一天到佘山圣母朝圣。
去年的这一天，我就在佘山，激动地看着数以千计的教友跪着登上朝圣地的圣山（就像跪圣梯一样）。山顶上的大殿里也挤满了教友，几乎没有可以移动的空间。圣堂里人们虔诚祈祷、朝拜圣体、充满了手足情谊。“官方”和“地下”教友没有任何区别，这一分裂首先是政府制造的，甚至因此遭到了联合国的批评。
恰恰是这些信仰和爱的见证是警察试图控制、遏制、压制的，常常逮捕和暗杀，就像去年十一月在太原被自杀的蔚和平神父。五月十一日上海教区的佘山朝圣使人想到这个教区没有一位主教:多位司铎主持了礼仪，但没有一位牧人。（官方教会的）金鲁贤主教和（地下教会的）范忠良主教去世后，教区唯一的主教是年轻的马达钦蒙席。但是，自二O一二年晋牧那一天起他一直被软禁。因为他决定并宣布推出爱国会，用自己的全部时间去福传、照顾他的教友。
五月二十二日，教宗方济各尽管没有提及迫害的例子，但邀请基督徒和其他宗教信徒能够“成为爱德与修和的具体标志”，促进“真正的相遇文化和全社会的和谐”。
问题是中国政府仍将基督信仰（和所有宗教）视为消极产物，需要控制，没有意识到宗教是人类经验的组成部分，相反，得益于宗教才能在社会中树立伦理道德，这是意识形态无法保障的。多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者们强调了宗教的重要性，指宗教是正在日益自私和腐败的中国社会的粘合剂。其中首推刘澎，本社发表过的他的系列文章中都展示出了中国国家政府结构体制的脆弱性，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并没有得到大多数民众的认同。刘澎指出，要避免中国的崩溃，就应该关注其臣民的信仰和宗教。
许多这一伟大国家的学者们建议政府弘扬个人的创造性，促进社会和经济增长，如果不想压制近几十年来取得经济成果。四十多年来一直关注中国、是许多中国高官私人密友的美国人沈大伟表示，为了维护现有的发展水平，就需要中共领导人予以更多的个人自由和宗教自由。没有这一步，中国可能会滑向令人窒息的极权主义，威胁到经济成果、加剧社会紧张局势直至彻底爆发。
恰恰是占有统治地位的物质主义，许多中国人感到自己沦为物质，最终选择了拥抱信仰，特别是基督信仰。中国的基督徒恰恰就像教宗方济各要求的，成为“爱德与修和的具体标志”；促进“真正的相遇文化和全社会的和谐”。
许多教区的基督徒都因为帮助穷人、民工而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他们不为利润而活，而是照顾被人遗忘的老年人。如果没有遭到控制， 更不要说逮捕，那么他们还可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要求结束迫害、最大程度上保障宗教自由是有益于中国的，使中国社会更加稳定、更加团结。
不幸的是，许多我们的撰稿人们认为在教难问题上保持沉默有助于推动中国发展、推动与梵蒂冈的外交关系。教宗和圣座国务卿为了开启与中国交流的渠道而沉默是可以理解的，但那些刻意隐瞒邻居家灾难的抬轿子的人就不是了。更不要说我们基督徒的任务不是“为中国和梵蒂冈的关系工作”：这是外交官们的工作，我们的任务是中国的福传。几天前，一名北京的司铎告诉我：“帮助我们在中国福传；帮助我们培养司铎、修会会士和平信徒：这是我们的首要任务”。
正如澳门教区李斌生主教指出的，“现在是到了中国福传的契机了”，这就是中国基督徒和全体基督徒的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