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司铎：有没有中梵协议教友生活都一样

作者 Shan Ren Shen Fu

绝大部分中国教友丝毫不关心中梵对话。他们不受爱国会影响。因为它是纯粹的政府政治工具

香港（亚洲新闻）—中国天主教徒的生活在中梵对话之前、期间都一样：这是中国一名司铎在其博客上发表的对汤汉枢机文章——《从教会学角度展望中梵交谈》——的评论中表达的。博主笔名山人神父，他提醒人们注意，在中国，教友们对中梵对话无所谓、绝大部分中国教友丝毫不关心中梵对话。他们不受爱国会影响。因为它是纯粹的政府政治工具。

《汤汉枢机“为谁”投石问路？》全文如下：

中梵早有“协议”了？去年八月（《中国教会与普世教会的共融合一》）和今年二月（《从教会学角度展望中梵交谈》），香港教区汤汉枢机撰写两篇文章是为这件事：“如果“中梵协议”现在公布出来了，你们（教友）接受吗？”

虽然，许多中国教会问题专家都认为：目前仍没有协议，协议还在路上。

可是不管怎么说，汤枢机先后两篇文章好像均在为公开“协议”做准备工作。就是劝慰地下教会：不要再激烈反对。方济各灵活务实的外交策略，一定会为中国教会带来全部自由的。我们应该相信教宗的智慧。

正像每次教会公开在谈“中梵谈判”时会遭遇抱怨声一样，可我得实话实说，这只是极一小撮人的声音而已。实际情况是抱怨之声在中国教会内根本谈不上普遍，就是说，绝大多数人（包括天主教徒）是无心关注的。“中梵谈判”前他们怎么过的信仰生活，“中梵谈判”中他们依然怎么过信仰生活！

耶稣基督在他们心中没有变，那古老而且传统的天主教会在他们心中没有变。爱国会对他们来讲没有什么影响力，或可这样说：只有政府想赋予爱国会影响力时，爱国会才仿佛是存在的，是有点用处的。

这点用处是：每次自选自圣主教，每次非法祝圣，或像上海教区那样，要隐退主教、要罢免主教，只有在这时候，爱国会方才是有用的。据我以往所有经验，爱国会一定是无条件执行政府命令的，爱国会往往是有条件服从教会法律的。在政府没有命令他们的时候，他们仍会是不错的教友！

所以，关于爱国会存亡的问题，汤枢机在新文章中亦只能提出“改变其功用”的策略，而不敢冒谈废除。因为，汤枢机亦知道，既使现在政府不提“自选自圣”了，少提“独立自主”了，但仍无法确定中国政府到底还要不要爱国会了。

所以，本笃教宗大而无畏地指出“爱国会与天主教教义不能调和”，方济各教宗继续着本笃教宗的教导，但对爱国会问题是尽量淡化不提了。

爱国会目前早已不是原来那块能烫手的山芋了，所以不再炙手可热。政府想用时，便耀武扬威一阵，政府不用时，便偃旗息鼓，继续向别人哭诉“三无”。唯一比较麻烦的是，他们有时会有意或无意弄出些不和谐音调来，他们期望再被政府召唤！

上海马达钦主教重被召进爱国会，且能以“神父”自居，可以想像，爱国会在配合组织方面可以有多邪恶。马主教宣布退出爱国会后，上海爱国会众多成员在晋牧典礼中有许多人情不自禁和大家一起鼓了十分钟掌声，结束后，被领导美美训斥了一顿。从此她们便对马主教“错误”也敢开始大胆地训斥了。这次马主教重新回归爱国会，上海爱国会众教友对马主教呼唤：马神父，示以祝贺接纳！

还有消息称说某位地下主教正被政府部门逼迫要其公开身份。公开就预示着要主教承认爱国会，要主教加入爱国会。

中国政府本可在中梵谈判中轻易把爱国会作为马前卒舍掉但却一直没有，我认为这并不见得是因为在中国政府心中爱国会有多么重要，而是“爱国会”的存在会对教宗在“主教任命权”上拥有的最后最高的决定权利形成某种危险的制衡。

比如说北京李山主教，海门沈斌主教，成都唐远阁主教，西昌雷加培主教，听说都是在最后关头，教宗才同意签发任命状的。这里的意思是：教宗如果不同意中方推举的人选，中国政府极有可能继续启动爱国会以强行搞“非法祝圣”相逼。

有人认为，双方有协议在，既已互通条款，必会墨守成规，岂有随便更改的道理。我说：但愿如此吧！汤枢机文章所有努力与构想亦正是建基于此的。如果汤枢机不相信这点，那“投石问路”岂不又成“空中楼阁”？

所以，如果“这点”真的存在，那地下三十多位主教进主教团的问题和地上七位非法能不能合法的问题，就真在汤枢机用教会学的论述中真正只是个技术性的问题了。

中梵谈判，梵方已经显尽了诚意，中方哪怕有一丝小小诚意，就不会让汤枢机论文这么困难、这么没把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