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印度对基督教渗透的恐惧是一场“政治骗局”
对外国基督教传教士的反对和敌意，源自于印度人如何看待被欧洲殖民的历史。“改革”印度传统以重塑自我的呼声。印度人中流传着这样的观点，西方是科学的领头人只不过是因为西方“盗取了印度科学”。“西方基督徒偷走了印度的文化遗产，危害了印度的文化，使得西方科学家变得比其他的更强大”。
新德里（亚洲新闻）— 这是一种“历史悠久的心理恐惧”，起源于“印度人如何理解欧洲殖民主义”，正如达塔雷（Deep K Datta-Ray）教授所描述的对基督徒古老敌意的重生。这一主题从上周起成为了时下舆论焦点，起因是印度人民党（BJP，Bharatiya Janata Party）的知名人物、国会议员巴拉特·辛格（Bharat Singh）指责基督教传教士是“是对国家统一和完整的威胁”。这位教授认为，这种政治信念起源于前国大党主席索尼娅·甘地（Sonia Gandhi）的意大利出身——因此也被认定是基督徒背景。反过来，基督教传教士是欧洲殖民者的后裔，印度人在重新审视殖民时代的历史时，往往试图与殖民者保持距离。以下是达塔雷教授的评论（由亚洲新闻翻译为英文）：
一种历史悠久的对基督教渗透的心理恐惧正在印度人的心里上升，害怕这渗透会削弱印度之心。但重要的不是现在只不过是膨胀的政治骗局的卷土重来，而是它是印度政治的主题这一事实。这表明了一种阴险的嫉妒，它剥夺了印度政治机构对政治想象力的可能性。而所有这一切变得更糟的是，它同时也限制了十多亿人面对西方历史的未来，以一种早已被西方摒弃的老方式，去了解西方的故事。
就在这场对基督徒的口诛笔伐当中，有着印度人民党的知名政客，他说“基督徒传教士控制着反对党印度国大党”。这位议员的确定性不是来自于经验证据，因为并没有任何一个证据的迹象，而只是因为索尼娅·甘地（Sonia Gandhi）的意大利出身——因此也被认定是基督徒背景。[她]被描述得好像是她仍然在支配着她的党派，即她领导了近二十年的国大党，以及她的儿子现任国大党领导人拉胡尔·甘地（Rahul Gandhi）。尽管索尼娅与印度人结婚，尽管她加入了印度籍，并且在印度生活了数十年，都无济于事。似乎联系是不存在的，而且其基础也站不住脚，那就是认为人类永远无法改变，永远被困在他们的起源之中。即使扫一眼我们的日常生活，也很容易拒绝这种有缺陷的观念，因为它最终否认我们由经验产生的个人成长能力。
尽管存在这些显而易见的荒谬之处，但这个概念仍然存在并占据了当今印度很大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圈子。这一概念的坚韧性使其适用于追溯其起源和周边，尤其是自2015年印度人民党执政以来，在印度原有的暴力现象之上，更加变本加厉不断增长的暴力风潮。
这个概念源于印度人选择如何理解欧洲殖民主义的心态。与其将欧洲殖民者视为只是用许多不完美的领导人取代了一系列本来也不完美的领导人，印度人却将其视为深深的羞辱性的遭遇。解决痛苦的第一步是对自我的剔除，自19世纪末开始，当时的理解是印度未能抵制殖民主义的指责。因此，从二十世纪初开始广泛流传起“改革”印度知识传统的呼声，至少是要对那些没有立即被丢弃的传统。印度人深信，随之而来的空虚将允许自我重塑。当然，这种新印度思想的模式必须是对当时胜利的西方意识的膜拜，而我们现在知道，那是一种认为西方好、而其余都是错误的一种对立而且失望的世界观。强调这一信念是科学知识的禁忌，被理解为源于西方基督教的过去，并为科学进步的理念而作出。简而言之，对西方来说所有的好处都是科学的代名词，因此印度人唯一的生存希望就是进步——也就是说，西方化。
一旦调整适应，思维方式就自行形成了。原因就是有色人种内化接受他们低人一等的心态之矛盾。印度人继续为这种矛盾而斗争。在西方的印度移民对此显露无疑。Dipesh Chakrabarty和Sumit Ganguly等人努力以西方人的身份重塑自己，并努力宣称印度人从一开始就是西方人从而了解印度人。很明显，这些假设并不奏效，因为印度的现实与两者矛盾。然而，Ganguly的道路在他所离开的土地上却大行其道，其手段就是将西方历史以其思维方式重新演绎，试图将其科学成果都解释为是印度本土的。请注意，例如总理莫迪（Narendra Modi）如何引用神话中的人物作为证据，称印度人在数千年前就发明了基因学。然而，仍然令人难堪的是，即使说印度发明了科学，科学的核心地带是西方。
要使这一切自洽需要进一步的头脑运动，但其外围还受限于印度人已经西化成以非黑即白的对立方式相信的事实。因此，有必要推翻西方至上的殖民主义思想。为帮助实现这一点，发明了印度从历史角度看是科学的观点，这意味着印度是优越的，是好的。很明显，是从这就意味着西方不是好的这一角度，因此，为什么今天的西方是科学领头人的唯一解释，是因为它（西方）盗取了印度科学，并且破坏了产生它的政治。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基督教再次出现，因为西方过去是——即使如果说它现在并不是——基督教的。针对基督徒的暴力和攻击性言论是印度人从西方殖民者理解的二元对立的产物。这种论调认为西方基督徒偷走了印度的文化遗产，危害了印度的文化，使得西方科学家变得比其他的更强大。所有这一切的根源，在于印度人在处理其殖民地过往历史时的失败。而河内则在这方面无意中趟出了一条出路。
一次，在一个画廊，人们在纪念一场越南人称之“空中奠边府大捷”的战役，四处挂满了飞行员、航空工程师和士兵的画作。该次战役是在1972年圣诞节，美国向河内发起了大规模空袭行动，然而美国的损失是如此沉重，以至于战斗转化成了次年在巴黎进行的谈判，最终导致美军撤出越南。一群正在画廊中进行宴会的健谈的老年胖男人和女人们对我讲述了这段历史。毫无疑问，他们的健谈很大程度上是被一堆喝空了的葡萄酒瓶所催生的，这就让我油然而生一个问题，我的向导犹犹豫豫地向他们转述了我的这个问题：“从你们对这次战役的命名来看，美国人和法国人并没有很大不同。但你们却用法国葡萄酒来庆祝这场胜利，难道不奇怪吗？”人们停顿了一会儿，直到其中一名男子爆发出他的回答：“这是一场伟大的战斗，值得以最好的庆祝来纪念的一场战斗。你觉得呢，难道我们会用中国葡萄酒来庆祝吗？！”
与印度人不同，越南人以更好的方式记住了过去的错误。这些前越共既不认为法国人、也不认为美国人是更优越的人种，而只是认为他们是拥有一些有用东西的人，这些有用东西值得利用来改善目前的越南。但是，再一次，这种客观性的态度可能是赢家才有的特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