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梵协议》迫切需要两位枢机展开对话

作者 Bernardo Cervellera

必须遵循教宗方济各的思想，即「整体要优于部分」。教会中有两个互不相容的党派：亲中派与反华派；亲方济各派与反方济各派。鉴于两国协议将在2020年9月21日到期，双方务必找到共同点。这项协议尽管具有积极影响，但在实践方面还有待加强。摒弃所谓「独立教会」的名称，因为它有碍与「外界」联系，且不支持青年人的福传工作。天主教信徒间的分歧难免成为中方谈判中的一颗棋子。

罗马（亚洲新闻）- 带着无比沉重的心情，我写下这篇文章。我曾有幸认识两位枢机主教，他们都是信仰的见证人和教宗的合作者。也许他们从未谋面（见雷枢机及陈枢机的信函），但在履行教会使命时却展开了公开辩论。我突然感到梵蒂冈和世俗世界一样，每个人总是坚持自己认定事实或观点，而不先尝试去聆听另一个人的意见，最终导致双方难以达成共识。

陈枢机告诉我，在他访问罗马时，常常会发现自己被堵在一座无声的高墙前。

教宗方济各担任教宗期间，曾多次强调「整体要优于部分」（《福音的喜乐》，nn. 234-237），但事实上教会内部却形成了两个对立且互不相融的阵线：传统派与开放派；亲中派和反华派；赞成协议的和反对协议的两派等等。这所有的一切都归属于两个主要阵营：即亲方济各派和反方济各派，因此，那些针对某件事或教会生活的最微小的困惑都会立即被划分开来：这是支持或是反对方济各？。

雷枢机在信函中谈到陈枢机的「严重措辞与圣父的牧灵指南相悖」时，也面临类似危险。雷枢机同样承认香港荣休主教所提出的观点，即中国在「理论和实际层面」…「依然存在紧张和痛苦的局势」。

依我看来，我们需要建立对话，首先是雷枢机和陈枢机间找到一个共识。因为，前者认为中梵协议具有积极性意义，就「目前看来，这项协议是唯一可能达成的协议」，而后者则对所有每天遭受压力、侵犯、驱逐、窒息和破坏的可怜兄弟表示同情。双方既包括了非官方团体的信徒，也涵盖了官方团体的许多神父和主教，然后他们不少人在《协议》签署后并未看到宗教自由得到显著的改善。

鉴于这项协议将在2020年9月21日到期，赞成和反对协议的两派应建立对话，并达成共识。若要更新协议，则应对其作出必要的改进，纠正18年文件中不当之处。

1. 正如我此前所说，协议规定教宗对主教任命有着「绝对的决定权」，从而以某种方式将中国主教的任命与教宗联系起来，因此这项协议具有积极的一面。这是自毛泽东时代以来从未出现过大事。但令人疑惑的是，这种权利仿佛只是一种表面「客气」，因为尚不清楚教宗是否拥有否决权，以及有关权利是永久性的还是暂时的。

同样值得一提的是，为何在签署协议后中国再未有过严格意义上的主教祝圣。当然，2019年有两名主教被祝圣，但实际上那是在很早以前便已决定的事。不少所谓的「亲方济各派」媒体，大张旗鼓地宣称这是「协议的果实」，但我想持保留意见。从这个角度来看，我想说协议具有积极的一面，但也有不少地方值得进一步探讨，并加以实践。

2. 需要对《牧灵指南》建议的批准加入「独立教会」作进一步说明。如果梵蒂冈只认定「政治独立」，那么是否意味着中共当局在阐述「各个层面的」独立时含糊不清。事实是当神父和主教加入「独立教会」时，他们不能「联系外国势力，不能邀请外国人，不能接受外国宗教团体或机构的代表团」。此外，「独立教会」的「规划」中还否定「对未成年人进行宗教教育」，严格意义上来说，在官方登记的宗教场所外，禁止任何形式的宗教活动（医院里不可以临终傅油，在家中不可以祷告或降幅等等）。不少主教和神父欣然接受的事实，令人担忧。

3. 在协议签署之后，似乎中国教会面临的挑战更多了：有报道称一些教堂被关闭或摧毁；十字架从钟楼或教堂上拆除；圆顶被去除；一些古老朝圣地的圣像被移除；部分地区要求家中或外墙不可以有宗教标志；神父被限制其职责。当碰到这些问题时，碰到一些兄弟姐妹遭受困境时，天主教会和梵蒂冈怎忍保持沉默？外媒的报道往往成了挽救兄弟姐妹的唯一途径。

我曾经问过一位党员，为什么要浪费这么多的资源来控制国内为数不多的天主教徒（不到总人口的1％）。他回答说：「我们担心这些人抱团」。当谈到我们该如何面对时，我们却彼此分裂，互相排斥，我们也不禁成了游戏中的一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