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多神父指出“伊斯兰的挑战首先是文化和宗教性质的”
罗马（亚洲新闻）—意大利宗座外方传教会会士皮埃罗·盖多神父在新作《伊斯兰对西方的挑战》中指出，伊斯兰对西方的挑战首先是文化和宗教方面的，其次才是经济和政治领域的。“他们欣赏我们的科学技术、经济、发展；担心我们的军事力量。他们认为，在西方，特别是欧洲缺乏人文关怀、出生率下降。同时，堕胎、自杀、同性结合现象日益普遍。总之，他们看到了西方的一种衰败。为此，他们有责任为西方的发展赋予灵魂”。《伊斯兰对西方的挑战》，是盖多神父在四十年传教旅途中不断总结概括出的思想精华。
盖多神父向亚洲新闻通讯社表示，“每当人们谈起伊斯兰的挑战时，说的最多的是石油、经济、政治、恐怖主义。的确，这都不假。但是，绝非仅限于此。这一挑战，首先是文化和宗教性质的挑战。伊斯兰人是十分虔诚的信徒，即便有时可能有些流于形式，就象我们一样。他们同我们这些已经在心目中没有了天主的民族接触。由此，一方面他们用恐怖主义、石油、人口要挟着我们。例如，现在谈的最多的是对欧洲的入侵。以德国为例，在德国的土耳其人达七百万，占总人口的10%。另一方面，宗教性的挑战。他们认为，他们是来给我们的发展赋予灵魂的。这一切，都应促使我们去认真反思。而不是在谈到伊斯兰的挑战时，就一味谋求法律、军事、外交和经济封锁等手段”。
您为什么认为伊斯兰是这样看待西方国家的呢？
在至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伊斯兰的觉醒是绝大部分穆斯林的目标。他们要在伊斯兰国家里建立哈里发的统治，征服世界。早在道德衰落之前就出现的西方世界的人文衰败，促使着他们去完成这项任务。西方已经到了根本不知所求的地步。西方为了取代天主而发明的伟大意识形态轰然陷落后，留下的是一片空白。而他们（穆斯林），则要填补这一空白。
您指伊斯兰国家是一个整体，可事实上存在着许多伊斯兰支派和极其深刻的分歧？
我来往于伊斯兰国家已经四十年了，除高加索地区和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家外，我几乎走遍了。伊斯兰流派之多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什叶派、逊尼派、苏菲派、温和派……。而同西方的斗争，却将他们紧紧地团结了起来。促使他们的，首先是他们所说的西方的道德沦丧。媒体和学校，对此推波助澜。教科书和教师们坚持强调，西方的军事和经济是强大的。例如，他们讲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当他们刚刚来到西方时，充满了羡慕、恐惧，甚至还有些厌恶。但是，绝不是仇恨。他们可以自由地旅行。后来，可能是因为石油、因为以色列，才形成了仇恨。本拉登就是这样诞生的。
可是许多伊斯兰国家谴责了基地组织和恐怖主义
即便是在温和派穆斯林国家中，伊斯兰经院在教授可兰经的同时，主要向学生灌输的是如何同西方做斗争。那些出色的、而且多是贫穷的学生，被送到培养伊斯兰斗士的学校继续接受教育。对我们来说，他们就是未来的恐怖分子。但是，在他们的学校里，他们是“伊斯兰烈士”。这一切，在伊斯兰民众中造成了极其深刻的反西方思想，也是孕育恐怖主义的沃土。多年来，萨达姆·侯塞因和卡扎菲一直为每一个人体炸弹的家属支付两万到两万五千美元的抚恤金。我相信，现在还有人在继续这样做。因为，恐怖主义是抵制西方斗争的组成部分。
如果是这样，那么西方又应该怎样做呢？
西方应该充分认识到什么是所面临的挑战。迄今为止，还没有做到这一点。西方一味利用法律、军事、政治和外交手段来迎接这一挑战，却从未考虑我们社会的危机。换言之，道德沦丧、所处的无法生存下去的现状。西方从来没有说过，我们应该改变这种状况了、我们应该重新回归耶稣、认识到道德沦丧是问题的核心。我不是说教会应该指挥一切，绝对没有这个意思。但是，教会是发展的一部分。我们的文化是奠定在基督信仰基础上的，蒙塔内利（意大利著名记者）曾经对我说过，“我是一个不信教的、不参与宗教生活的天主教徒”。我就问他，“那是为什么”？他回答说，“因为，我们不能说我们不是基督徒”。将基督信仰从欧洲的灵魂中铲除后，我们就剩下雅典和罗马的废墟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男女平等的理想；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区分；学校、医院；对人的尊重等，无不包括在基督信仰之内。同时，也正是我们与伊斯兰不同的所在。伊斯兰中，也缺少了耶稣基督。例如，缺少宽恕的概念。印度尼西亚苏门达腊岛上，有许多民族，全部是穆斯林。但是，这里不时会爆发可怕的武装冲突。为了遏制动乱，政府派出了和平委员会。由五名权威人士组成的委员会中，至少两名是基督信徒（通常是一名天主教徒、一名新教徒）。我问他们，一个穆斯林国家为什么会作出这样的选择。他们在内政部回答我说，“因为你们有宽恕、和解的概念”。“对于我们穆斯林来说，报仇是神圣的”。为此，“当基督信徒谈和平的时候是可信的；而一名穆斯林讲和平，则不然了”。（F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