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宗教自由“和谐社会”便是一句空话
罗马（亚洲新闻）—北京正上演着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为虚张声势的“假大空”。北京人民大会堂紧闭的大门里，两千多名代表正在讨论着“宗教自由”、“尊重所有宗教信仰”的同时，国内继续在暴力迫害宗教团体成员——主教失踪、被隔离、莫名其妙的死亡；新教活跃人士被关进了劳改营或遭到殴打。而这一切，均源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构建“和谐社会”的梦想。这一词汇，即将被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胡锦涛构建“和谐社会”的梦想，旨在使更多的中国人参与到国家的发展中来。他还建议国内实现广泛的和解，因为，中华大地每天都要上演至少二百起平民百姓和“人民”警察的暴力冲突事件。
昨天，正在出席十七大的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叶小文接受了外籍媒体的采访。他高调宣称，“宗教在国家社会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并表示，“政府愿意尊重每一名市民的宗教信仰、维护他们的利益、竭尽全力促进他们在社会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
当叶小文用他的自由口号迷惑记者时，就在距离人民大会堂不远处的平民区里，新教家庭教会领导人华惠棋遭到了血腥殴打。这是短短一星期的时间里，华惠棋第二次被打得死去活来。第一次被打，是因为被软禁在家的华惠棋试图走出家门去同一些住房被强行霸占的北京市民见面，帮助他们采用法律手段进行维权。第二次，因为刚刚从出院的华惠棋想去公共浴室沐浴。而且，他拒绝配合警察列出与他有接触的人员名单。
五十八岁的叶小文，于一九九八年起担任宗教事务局局长一职。驱赶地下教会基督信徒；只因为基督信徒在家中祈祷、拒绝接受爱国会的控制，便将他们视为“骚乱社会秩序的普通犯罪分子”等，无不归功于这位局座大人。据新教团体于一年前发表的一份统计资料显示，中国23,686名新教徒被捕、4,014人被判处劳改、129人死亡。多年来，针对福音教派团体的迫害行动愈演愈烈。据亚洲新闻通讯社的最新报道（十月八日）显示，今年七月失踪的九名新教领导人“重新出现”在了劳改营里。
主教和司铎失踪
叶局座对天主教会也采取了同样的手段。一九九八年至今，当政府试图缓解与梵蒂冈之间关系的时候，地下教会团体遭到了大规模的摧毁。时至今日，为自身的现代化和先进而自豪的中国，四位主教在警方的手里消失。他们分别是三位地下教会主教和一位政府承认的主教：
1．河北省保定教区苏志民主教。七十四岁的苏主教于一九九六年被捕、失踪；二OO三年十一月有人在保定市的医院中见过他。当时，苏主教在警察的监控下接受了心脏和眼睛的手术。但几天后，便再次失踪了。
2．河北省献县教区师恩祥主教。八十五岁的师主教，于二OO一年四月十三日被捕。一九八二年晋牧的师主教，在狱中度过了三十年的时间。最后一次被捕，是在一九九O年十二月；于一九九三年获释。从那时起，他便一直处在被隔离状态，直到再度被捕。
3．河北省正定教区主教贾治国（圣名：朱利奥）。七十四岁的贾主教在警方的监控下被关在一家地点不详的“招待所”里。其再度被捕的原因，与就教宗本笃十六世致中国天主教徒信发表致教友牧函、准备祝圣地下教会司铎有关。贾主教在狱中度过了至少十五年的时间，并反复遭到逮捕。
4．陕西周至教区官方教会主教吴钦敬（圣名：马尔蒂诺）。三十九岁的吴主教，自二OO七年三月十七日起，一直在警方和爱国会的手里。他很可能被隔离在临潼或者西安一带，被迫上“学习班”。当局禁止他同教友和司铎们有任何接触。吴主教是于二OO五年由当时的西安总主教区总主教，现已安息主怀的李笃安主教祝圣的。他是圣座承认的主教，但是，爱国会拒绝认可他。这一为了控制教会、建设独立于罗马的教会而专门成立的机构坚称，吴主教的祝圣是非法的。因为，完全是在“外籍势力”控制下进行的。
新近被捕的神职人员中，还有河北省保定教区署理，四十七岁的鹿根君神父。他已经被劳改三年了。二OO四年八月被捕、二OO六年二月十八日获释。随后，便被关押在一个秘密地点，没有受到任何审判、也没有明确的指控。他与同为保定教区署理的五十二岁的霍军龙神父一起被捕。据亚洲新闻通讯社通讯员报道，至少十一名司铎被监禁。
在狱中莫名其妙的死亡
上述教会人士的失踪，令人为中国天主教会的处境深感忧虑。被关押和隔离期间，主教、司铎们遭遇了身心上的摧残，健康状况严重受损。近年来，两位地下教会主教在被捕期间莫名其妙地死亡。
1．韩鼎祥主教（河北永年/邯郸教区），于二OO七年九月九日突然死亡，享年六十八岁。两年多来，韩主教一直失踪。后来，被送到了石家庄市医院。韩主教昏迷后，他的几位至亲才接到了警方的通知。韩主教于午夜十一点去世后才几个小时，他的遗体就已经被火花了。并将骨灰放在了一所公共墓地，没有任何神长和教友知情，更无法最后向他致意、为他行圣事。韩主教在狱中度过了几乎三十五年的时间。
2．山东省烟台教区地下教会主教高克贤蒙席，于二OO五年一月二十四日在山东省滨州市一家医院中逝世，享年七十七岁。当时，主教已经被关押了五年多。在高主教逝世后的第二天，一月二十五日，政府当局就将迫不及待地将高主教的遗体火化，并草草埋葬。与韩主教一样，除了大批的干部、警察及便衣外，没有神父及教友参加葬礼。主教临终时，没有得到任何宗教礼仪，更没有神职人员为主教圣尸。
许多主教、司铎经常被捕或者被隔离，他们常常因为在狱中遭到的暴力虐待而感染重病。上海教区八十七岁的范忠良主教，身染重病，在警方的严密监控之下。浙江省温州教区林锡黎主教，现年八十四岁。一九九九年九月被捕，二OO二年初获释。其后，主教仍然在严密监控之下，没有自由。刚刚在最近获释的温州教区的两名司铎邵柱民（译音）神父和姜苏年（译音）神父，也要接受心脏、呼吸系统和听力治疗。同样，也是因为在狱中遭遇的酷刑所致。
宗教是“和谐社会”的动力
昨天，叶局座炫耀各种宗教在中国都得到了发展，不断壮大。但是，他没有说，一家中国国立大学刚刚进行的一项研究调查显示，增长的主要是“地下团体”。换言之，是拒绝接受宗教局控制的团体在成长。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童世骏和刘仲宇进行的调查显示，全中国共有三亿多人信奉宗教。这一数字，是共产党政府此前披露的官方教会统计数据的三倍。
或许胡锦涛不知道，至少四分之一的中国老百姓没有（宪法保障的）宗教自由。为此，他们根本无法参与“和谐社会”的构建、无法为实现胡主席的梦想作出贡献。缺乏宗教自由，严重遏制了几亿中国人的创造力。而且，他们每天都会发现政府是他们敌人。那么，政府为什么不能让这些建设社会的人力资源自由呢？！八十年代末，毛泽东主义寿终正寝之际，中国农业倍受国家计划经济的压制。而邓小平只说了一句话，农民们便可以耕种自己的土地、直接向市场出售自己的农产品了。由此而带来的，是农业产量增长了300%-400%！可以说，宗教问题也是同样的。
今天，许多官方和地下教会团体已经在向社会、为穷人、老人、残疾人、病人、农民、盲人和被国家遗忘的人贡献他们的服务了。同海外教会以及宗教的广泛接触，可以促进改善造福中国本身的文化与经济关系。今天，香港、台湾、新加坡、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的华人都在重返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他们创办学校、医院、大学。欧洲和美洲的华人，也都在这样做。
无论对社会还是经济发展，宗教自由都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宗教自由可以在海外为中国树立良好的形象、在国内促进创造力和团结统一；成为社会的伦理道德源泉。在现代中国社会中，自杀率和腐败犯罪率极高。或许只有宗教自由，才能保障名副其实的“和谐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