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索·达·托伦蒂诺和方济各会在中国的传教之路
1321年，一位修士在前往北京的途中在印度殉道，在他的家乡举行会议，纪念与菲奥雷的约阿希姆神学有关的方济各会灵修思想对福传的贡献。柯毅霖神父说："这些运动最注重传教的开放性，因为他们相信历史是由天主指引的，预示着今天的主教和神学家的教导"。
9月25日，在家乡托伦蒂诺（意大利马尔凯地区）举行了一场题为“福音外交官”的会议，纪念方济各会托马索·达·托伦蒂诺（Tommaso da Tolentino），他是克莱孟五世派往中国的传教士，在印度殉道。1321年。他的同修会兄弟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在（两个多世纪后）前往中国时也想到了这个人物。《亚洲新闻》总编辑柯毅霖（Gianni Criveller）神父在会议上谈到了托伦蒂诺的托马斯和方济各会在13世纪和14世纪对于中国传教的重要性。以下是演讲的大部分内容。
公元7世纪（635年），第一批沿着丝绸之路抵达中国的基督徒来自基督教大都市塞琉西亚-泰索丰（今巴格达附近）的东叙利亚基督徒，由一位中文名叫阿罗本（Alopen）的传教士-主教带领。西安著名的石碑便很好地阐释了这个传教使命，而西安则将基督教被定义为景教。
从13世纪下半叶开始，丝绸之路上重新出现许多传教士：他们是方济各会修士，肩负着传福音者和外交官的双重使命。1246年7月24日，修道士若望·柏郎嘉宾（Giovanni da Pian del Carpine，1182-1252年）和本笃•达•波兰带着教宗依诺增爵四世（Innocenzo IV）的信函抵达喀喇昆仑市的蒙古可汗贵由克宫廷。
在里昂大公会议（1245年）期间，教宗将一项针对塔尔塔罗斯的补救措施列入议程，即派遣使者试图阻止蒙古人向欧洲的扩张。依诺增爵四世在信中邀请可汗皈依基督教，并停止针对基督教领土的西征。作为回应，可汗要求教宗和所有其他统治者臣服于他。
在依诺增爵提出倡议几年后，法国国王圣路易派遣比利时修道士纪尧姆·德·卢布鲁克（William de Rubrück，1252-1253 年）在巴祿茂（Bartolomeo da Cremona）的陪同下执行相同的使命。1253年冬天，两位修道士抵达忽必烈汗的宫廷。巴祿茂留在汗八里（今北京），1265年，忽必烈大汗致信马可·波罗，要求教宗任命六名“智者”。马可·波罗的旅行发生在1271年至1291年间，他将向维斯孔蒂（Visconti）枢机（即未来的额我略十世）传达这一信息。与此同时，蒙古人于1279年建立元朝，在汗八里建立人类历史上最大帝国的首都。
方济各会对中国的第三次传教使命由若望·孟高维诺（Giovanni da Montecorvino，1247-1328）领导，他是一位精神流派的修道士。1279年，孟高维诺开始了他在东方的使命：首先作为派往亚美尼亚的外交使节，他收到了亚美尼亚君主写给第一位方济各会教宗尼古拉斯四世的信。1289年，孟高维诺将这封信交给教宗后便启程前往中国。他于1293年抵达汗八里。现保存下来的有两封他的信：他写道，他建造了教堂（第一座教堂于1299年在北京），为许多人施洗，并将圣咏和新约翻译成蒙古语。孟高维诺学习了蒙古语，并与来自中亚的蒙古族人口进行了接触。
1307年夏天，托马索·达·托伦蒂诺神父（Tommaso da Tolentino，约1245年-1321年）将两封信函转交给教宗克莱孟五世。托马斯也曾在方济各会灵修派系进行斗争，甚至付出了监狱的代价，祂曾像当时的许多改革家和贫苦人士一样，追随菲奥雷的约阿希姆（Joachim of Fiore，1130-1202）的教义。1294年，托马斯加入了教宗策肋定五世（Celestino V）团体，该团体在塞莱斯廷的对手本笃·卡埃塔尼（Benedetto Caetani）退位并继任教宗宝座（博义八世）后解散。
马尔凯地区弥漫着强烈的唯灵论情感：托马索有许多来自该地区的修道士作为同伴：安杰洛·克拉雷诺（Angelo Clareno）（或来自辛戈利）、伯多禄·达·马切拉塔（Pietro da Macerata）、安杰洛·达·托伦蒂诺（Angelo da Tolentino）和马尔谷·达·蒙泰卢彭（Marco da Montelupone）。1290年，他们不仅一起坐过牢，还共同承担了使命。他们被送往西里西亚，即土耳其南部的亚美尼亚王国。
正如我们所知，灵修故事中许多事件非常复杂：受到博义八世的迫害，并且与隐修士意见不一致，他们又被分为顽固派（其中包括安吉洛·克拉雷诺，监狱中的同伴和传教士）以及那些可以与教会当局进行调解的人，包括托伦蒂诺•达•托马斯。
托马斯与中国传教使命之间的第一次接触可以追溯到1307年6月至7月，当时托伦蒂诺修道士向当时在加斯科尼地区的阿维尼翁教宗克莱门特五世递交了北京的传教士兄弟孟高维诺的最后两份信：正是跟随他们，教宗派遣了七位新的方济各会主教前往东方祝圣若望。据一些人称，托马索本人可能也在其中，但这是一个不太可能的假设。
只有三位修士主教于1309年抵达北京进行祝圣，他们分别是哲拉德(Gerardo Albuini)，帕萊格林諾(Peregrino de Castello)與安德烈(Andrea de Perugia)。1313年，又设立刺桐教区（泉州，今福建厦门），三位修士相继担任主教。
然而，众所周知，1320年，托马索·达·托伦蒂诺弟兄与同修会兄弟贾科莫·达帕多瓦、彼得罗·达·锡耶纳、德梅特里奥·达第比利斯和多明我会的Jourdain Catalani de Sévérac。他们的目的地是中国，启程前往印度南部后，托马斯和他的同伴被带到印度中西部海岸的塔那，在那里，他和方济各会兄弟被当局传唤解释他们的信仰，这一行为在托马斯及其同伴心中，包括对穆罕默德的谴责，并因此而殉道。
事实上，修道士们遭到逮捕、酷刑，并被判处火刑。已有八十岁高龄的托马索得以幸免于难，而最年轻的贾科莫弟兄则被钉在火刑柱上。然而，1321年4月9日，司法当局逮捕并杀害了托马斯和幸存的兄弟。关于殉道的报告由与托马斯同时代的修士和后来的和德理（Odorico da Pordenone）撰写，后者也在1320年至1330年期间在中国（1325年至1328年在北京），他是一位杰出的旅行家、探险家和风俗、家庭组织、社会观察家以及中华帝国的军事家。
多明我会修士和德理葬了托马斯和他的兄弟们。圣髑于1326年被和德理转移到中国泉州（现厦门）的两座方济会修道院之一。托马索的头颅在不明情况下被转移到托伦蒂诺。1894年，教宗良十三世（Leone XIII）封他列真福品。
托马斯的故事很好地反映了历史上圣三一体的行动代表传教使命的思想，这是第一位叙事神学家菲奥雷的约阿希姆的典型。在他的愿景中，人类历史的三种状态分别对应了圣父、圣子和圣神的时代。他们讲述了天主与人类的关系：第一个状态是奴隶制，第二个状态是以儿子身份为特征，第三个状态将自由发展。第一个以恐惧为标志，第二个以信心为标志，第三个以爱为标志。第一个是老年人的时代，第二个是年轻人的时代，第三个是儿童的时代。第一个时期是奴隶时期，第二个时期是儿童时期，第三个时期是朋友时期。菲奥雷的约阿希姆似乎呼应了耶稣本人的话：“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而是朋友。”
托伦蒂诺•达•托马斯所坚持的中世纪精神运动最注重传教的开放性，因为他们相信历史是由天主指引的。圣三一是历史的主体，是历史的主角。他们预见到了今天教权和神学家的教导：历史和使命是圣三一的工作。中世纪和近代早期，在阿拉伯人中、在圣地、在亚洲以及随后（地理扩张后）在美洲的方济各会伟大传教活动，都受到了福音派复兴的伟大愿望的影响。
方济各在1221年《Regola non bullata》第16章中对穆斯林传教士的建议也证明了这一点：“在异教徒中，特别是在撒拉逊人中，修道士可以在精神上与他们生活和相处，有两种方式。一种方法是，他们不引起争吵或争议，而是出于上帝的爱，服从每一个人，并承认自己是基督徒。另一种方式是，当他们看到主喜悦的时候，他们就宣告上主的圣言，并相信全能的圣父、圣子和圣神…”。
约阿希姆的远见预言、阿西西方济各的热情表明可以不加评论地按字面意思实践福音，教宗塞莱斯廷五世引发的期望是精神运动的源泉和其他代替官方教会的运动，许多人教会认为不再符合使徒形式。
在传教方面，这个愿景的主角是上帝，或者更确切地说，圣三一，即传教的发起者。信徒和传教士以象征性的方式参与圣三一完全实现的使命。有些事件可以证明使命正在完成：耶路撒冷被重新征服；到达地球的尽头；教会的福音派改革，有机会回归福音派的真诚，回归起源的使徒形式，回归圣神的首要地位，放弃权力和财富形式。
到达天涯海角时，乌托邦计划似乎已经实现了。真正的基督教不是世俗权力的教会，而是圣神时代的更新教会。在最终到达的极端边界上，新教会可以按照使徒的形式重生。根据这种精神和乌托邦的愿景，使命的主要活动不是改变个别异教徒的皈依，否则注定会受到永恒的诅咒，而是以象征精神形式进行合作，以实现天主对人类的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