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座外方传教会总会长：在中国的传教使命，PIME的历史与未来核心所在
宗座外方传教会总会长布兰比拉斯卡神父 (Ferruccio Brambillasca) 在主题为「另一个中国：危机时刻，变革时刻」的会议上致辞。出席者有帕罗林枢机（Pietro Parolin），还有斐理伯·法苏路（Filippo Fasulo）（ISPI）、莉莎·尤卡(Lisa Jucca)（路透社），胡腊腊（Lala Hu）（米兰天主教大学）和柯毅霖神父（Gianni Criveller）（PIME）。关注「超越偏见和恐惧」的中国文化领域的各种特征。
米兰（亚洲新闻）– 意大利宗座外方传教会 (PIME) 总会长费鲁奇奥·布兰比拉斯卡神父（Ferruccio Brambillasca）在他的「另一个中国」会议上致辞，他说：「在中国的传教使命仍然是我们宗座外方传教会的历史和未来所在。」
会议于上周六在米兰的宗座外方传教会礼堂举行，主题为「另一个中国：危机时刻，变革时刻」的运动的最后阶段，目的是与这个伟大的国家更加接近，超越「偏见和恐惧」通过查看其各种功能来体现。
梵蒂冈国务卿伯多禄·帕罗林枢机（Pietro Parolin）也出席了会议。他的演辞已经在《亚洲新闻》报道，强调了PIME传教士对中国的友好和开放的对话态度，他也对教廷提出了要求，教廷最近寻求续签中梵之间关于主教任命的《临时协议》。
其他参加者强调了中国文化领域的各个方面。意大利政治研究所（ISPI）和意大利中国基金会的法苏路 (Filippo Fasulo)，他专注于「中国在冠状病毒紧急事件之后在世界舞台上重新定位」。《路透社》专栏作家莉莎·尤卡 (Lisa Jucca) 谈到了「中国的经济政策和香港的『问题』」，并指出香港从「通往中国的门户」演变成「出口资本的渠道」。米兰天主教大学经济学教授胡腊腊（Lala Hu）展示了她关于「意大利的『新中国人』，两个世界之间的年轻人」的研究，重点是意大利的华人小区以及不同的移民潮。
在会议闭幕时，宗座外方传教会柯毅霖神父(Gianni Criveller) 对该传教会在中国和香港的历史进行了总体介绍，不仅强调了他们在传福音中的作用，而且还强调了它们为人类、经济和文化进步做出的贡献。以下是布兰比拉斯卡神父的演辞，本社翻译:
本会议是庆祝本传教会成立150周年而举行的。会议的副标题是「危机」和「改变」，很好地表达了中国当前的现实。同样，我相信，我们传教会在中国历史上的发展，可以用两个词来概括：挑战与变化。
1858年，第一批宗座外方传教会会士，是由美拉尼西亚抵达中国香港，包括雷纳神父（Reina）和高雷门神父（Raimondi）和达彻尼修士 ( Tacchini) 。这些传教士从大洋洲经历了痛苦的传教「失败」经验，他们没有任何明显准备，就第一次踏上了中国的土地。他们面对着一个有着数千年历史的复杂世界，也许他们完全不认识此地方。这是第一个挑战，第一个危机！
我们传教会于1870年首次到达中国大陆。在过去的150年中，当中有传教士成为殉道者、主教和许多传教士不断努力传教，他们为中国的传教工作孜孜不倦，这一使命充满了挑战和变化。今天，我们必须记得众多为信仰见证的传教士，这是我们历史的重要方面。
在这个名单上，我们当然必须写出许多与我们的传教士关系密切的中国教友的名字，他们显示出勇气和奉献精神，做出了巨大的牺牲，这标志着一个教会的标志，直到今天，它仍然是教友的见证。
中国开封总教区阳霖总主教（Gaetano Pollio）是本传教会会士，他一直在中国工作，直到1951年才回到意大利。我特别记得他，因为我很幸运，在我年轻当修士时认识他。
当阳霖总主教返回意大利时，他首先成为奥特朗托教区主教（在那里他被誉为「殉道之地的殉道者」），然后成为萨勒诺教区主教。
阳霖总主教一回到家，就说：「现在我回到祖国。即使我感到关爱和敬重，但我的心仍然留在那儿，在开封...。让我流亡的唯一希望是继续旅途，再次出海，回到开封，在那里度过余生。生活直到最后一口气，重建传教区……。」
我相信这份对中国传教的恩情和敬重，与我们在这150年来在中国服务的许多传教士的感受是一样的，尽管每位在中国的传教士，都会经历艰辛、误解和文化困境。
几年前，我探访了宗座外方传教会以前在中国的四个传教地方。
在陕西省的汉中，这里的教区大约有三十位神父，其中大多数是年轻的，也有一些修生和一些修女。当地的爱德工作，有三间诊所提供医疗服务。大约有40,000名天主教徒。
在河南省的南阳，该教区有几个女修会，有25位神父和大约25,000的天主教徒。
开封传教区，也在河南省，教友的人数约为30,000。
最后，同在河南省的安阳。宗座外方传教会传教士在这里建立了一个女修会圣若瑟会，有近120名修女，她们在几家眼科诊所和一家医院工作。该教区有大约30名神父和40,000名教友。
我在探访了我们所有以前的传教地区时，我注意到我们的传教士有一个非常精确的「组织结构图」来执行传教使命，他们在着装方式和设施设置上，注意当地的文化和习俗。
简而言之，这就是我们的历史.....但是这段历史教会了我们什么？在高度发展的中国，在中国工作面临哪些挑战和变化？
我们在中国传教士的历史告诉我们，在中国工作需要传教士，他们热爱与人之间，热爱这些人：耐心的传教士，可为中国人民做些真正有用的可靠传教士，能为中国人民提供祈祷的人。对于中国天主教徒，传承慈善事业的宣教士，欣赏和学习当地语言和文化的传教士而言，这是一个真实可靠的榜样。
今天，我们传教会仍在尽可能地培训那些想在中国工作的传教士。
在中国的传教使命仍然是我们历史和研究所未来的中心。近年来，我们的一些传教士在中国大陆工作。我衷心希望这项工作能够继续为人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的利益着想。
本人感谢你们的参与，特别是尊敬的帕罗林枢机莅临我们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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