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对中国教会真正有益的

作者 Card. Joseph Zen Ze-kiun

罗马重要会晤——“耶稣我们的同时代人”——前夕，陈枢机要求全体天主教徒帮助中国教会（特别是官方教会的主教们）走出模棱两可的状态、追随教宗本笃十六世的教导、同与信仰为敌的专门控制和压制信徒的组织“划清界限”（爱国会、宗教局等等）。中国教会濒于裂教。本文的副标题（按照作者的意愿）是“与圣爱智德团体和《30天30Giorni》杂志社的贾尼·瓦兰特Gianni Valente对话”

香港（亚洲新闻）—首先我愿意声明我对圣爱智德团体的朋友们以及我的好朋友《30天》杂志社的贾尼·瓦兰特对中国教会的巨大热情的尊重。我也要对他们长期以来向我展示的友谊深表谢意。
但由于一段时间以来，他们不再找我了、我又对他们有关我亲爱的中国教会的言行感到担心，我认为，最好还是通过媒体、就贾尼·瓦兰特在《30天》（二O一一年第九期）杂志上发表的《采访南昌教区助理主教李苏光》一文同他们进行这次公开的交谈。
我的问题
认真读过第三十页至三十五页后，我无法将李蒙席在采访中所表达的美好话语同近期的事件（1）——贾尼·瓦兰特本人也曾忠实报道的七月十四日李主教参加汕头黄炳章非法祝圣事件——调和起来。
我首先要问的是：为什么圣爱智德团体要邀请象李主教这样就教会方面而言严重妥协的人参加国际会议（2）。显然，他们得到了友好的接待，这一点没有问题。并得到了盛情款待，这一点就不妥了。
还要问《30天》的贾尼·瓦兰特为什么要采访这样的人，明知他们不能自由地表达所思所想。李苏光蒙席怎么可以声称“中国教会没有改变宗徒传统一星半点”。而恰恰就在不久前，他才（无论被迫与否）参加了严重伤害教会合一的行动——圣座此前刚刚就此类严重行为做出了鲜明的警告。

对局势的诠释
显而易见，中国的情况是十分痛心的；我们大家都焦虑地渴望做些什么来帮助我们的这些兄弟们。但问题是：做什么？为什么我们有个说法叫做“好心办坏事”，即破坏了我们原打算做的好事。
为了能够辨别在目前情况下究竟什么是客观的好、什么不是，首先需要就如何解读目前局势达成共识。
我觉得，所有人都应该承认，正如教宗在二OO七年信中指出的，中国教会的局势不正常，特别是不是因为我们的主教，而是教会之外的组织——爱国会、宗教事务局——正在领导我们的教会。
在教宗信发表近五年之后，这种状况似乎丝毫没有改变。为什么？
一方面，北京政府的压制性宗教政策没有丝毫改变；要绝对控制宗教。就天主教会而言，要让中国教会摆脱对圣座的服从。
就我们方面而言，很不幸，有人没有诚恳地接受教宗的信。相反，在介绍、中文翻译和诠释方面，胆敢任意摆布。从而跨过了教宗所强调的教会学，故意将教宗鼓励和解说成是邀请两个团体——那个始终屈服于政府的、和那个为了避免此类屈服而走入地下的——不分青红皂白地“融合起来”。
我所说的和要说的绝对不会有任何对人的道义上的判断。但很显然，近年来的确犯下了许多错误。

近期历史简介
约瑟夫·托姆科枢机在担任圣座万民福音传播部部长时，已经有很多参与圣父教宗关怀普世教会的经验了。这种经验，加上他来自共产党国家，使他非常容易了解中国教会的局势。此外，随着北京的开放政策，许多消息源源不断地传来。为其采取相应的措施提供了参考——显然是经过圣父教宗批准的。
除格外关怀地下团体外，他还对在真正艰难局势下、在严厉压制下非法祝圣的官方教会年迈主教们予以充分理解。在接受他们要求合法化的申请时，他要求地下教会老主教的同意（如果同一教区内有地下老主教）；或者临近地下主教的意见。在有地下主教的教区，这些地下主教被任命为正权主教、合法化的官方主教为辅理主教。诚然，在某些特殊的教区这种方式是很现实的，如武汉。但在两人无法就牧灵职责进行交流的教区，则是权利的确认。
当官方团体选出的年轻候选人感到有义务在晋牧前申请圣座批准时，也采用了此类方式。
二OOO年，七十五岁的托姆科枢机按照教会法典的规定退休了。同时，圣座万民福音传播部内部人员全部进行了调整。缺乏经验和专家导致了想法、措施的空缺。托姆科枢机启动的路线按照惯性继续执行，但却没有最初时的谨慎了。许多地下教会成员抱怨说，非法祝圣的主教轻而易举地便合法化了、新的候选人也轻而易举地获得批准；同时，当老主教去世后，却不再给地下团体新主教了。
托姆科枢机接班人的接班人（伊万·迪亚斯枢机）有过同卡萨罗利枢机一起工作的经验。不幸的是，这完全可以成为其优势的一点却成为局限，以为著名枢机的“东进政策”在东欧共产党国家发生了奇迹。但我们知道至少维辛斯基枢机和沃耶蒂瓦教宗并不这么认为；许多东欧国家的教会人士强烈批评此类政策。卡萨罗利枢机曾表示，如果无法找到“活的方式”，至少应该谋求“不死的方式”。但事实是，那些教会的信仰变质了。
我们再看中国教会的现实。抱定了不能反抗独裁政府强大权势的信念，便采取了妥协政策，如果不是极端妥协的，至少是绝大部分情况下。现在我们看到了什么呢？我们看到地下团体尽管当时生机盎然，现在面临着被折磨而死、因气馁而死的危险。因为似乎被忽视了、被圣座视为不合时宜了。官方教会似乎活着、茁壮成长，因为许多圣堂大门敞开、挤满了教友；许多主教，特别是获得圣座和政府双重批准的主教们。但事实究竟是什么呢？是双重胜利？
当贾尼·瓦兰特要想展示一切都很好，因为主教们获得了双重批准时，我就提出了疑问，怀疑在谈判中是否圣座做出的妥协比中方要多。

最近所发生的
当圣座多次（我说是过多）依从后，政府展示出丝毫无意尊重天主教会的基本性质，而文明世界都和平接受了教会的基本性质。事实上，当教会第一次迟缓予以批准后，政府便再次单方面非法祝圣了承德主教（二O一O年十一月）。由此，中国政府展示出丝毫无意改变其宗教政策。
在此被判了其对话的坦诚意愿的挑战性行动面前，圣座不得不重新回到明确路线上来。为此，不能指责圣座关闭。

改变方向
反思近期所发生的，可以发现过分依从的政策并不能获得所渴望的政府方面的交换。同时，错误的怜悯削弱了教会内部。以至于圣父教宗就机会主义者可能渗透到教会领导层内（3）发出了警告。
再也不能耽误下去了。就最近两次非法祝圣所采取的立场中所展示的改变政策是有目共睹的。
那些认为以前的妥协是双重胜利的人，现在甚至指责教会的强硬和鲜明立场是错误的、指是关闭。
对那些真正了解，特别是通过互联网掌握着教友如何看待此类事件、鲜明和强硬的路线的人来说，这是睿智的、是重新赢得许多感到失落的人的信心所必要的。这些人失落是因为那些即便与圣座共融的主教做出了违背教会合一的行为，而圣座有没有采取任何严肃的措施。事实上，《教会法典》中所指的绝罚在过去常常只是说说而已，并没有得到具体的执行。
显然，目前的局势与十几年前截然不同了。将现在官方教会的主教们同德高望重的先主教李笃安相比，完全背叛了事实。
有人想将本人说成是为绝罚大唱赞歌的人。但他们可以在历史事实中发现，我是率先——二十年前——关注官方教会的人之一。我甚至在亚洲主教会议上声明中国只有一个教会，但今天我却不这么肯定了。
我们知道这些兄弟们遭到了政府的威胁和诱惑等压制，但在涉及天主教会合一这一关键问题面前，我们的责任是鼓励他们鼓起勇气，就像教宗多次做的那样。如果表现出他们的妥协是理由的，则是虚伪的同情。
现在邀请妥协的主教们到海外出席会议此类客观上讲摧毁教会合一的做法，似乎是非常不合时宜的。因为，此类机会中他们将得到客套的鼓励，然后还被滥用成他们的行为得到了教会的批准。再采访他们，等于是让那些不能讲真相的人说话、只说一些有利于政府的话。对受访者而言是很残忍的、对读者是不公的，他们会对事实形成曲解。
问题是，鉴于这些不断重复的要独立教会、继续没有宗座派遣祝圣主教的声明，我们正处在裂教的边缘。
并非所有热情的行为都是真正的爱德，特别是当无助于忠实教会真正本质时。而且，我们还没有谈到此类会晤对地下团体所造成的痛苦反应。看到普世教会成员盛情款待这些处于严重有害境地中的兄弟们，他们怎能不失落。

结论
回答本文题目中提出的问题的同时，我想可以说，对中国教会而言真正有益的是重新回到创建了教会的耶稣基督所指引的、正如教宗本笃十六世在给中国教会的信中所阐述的其真正本质上，即做一个真正的唯一、至圣、至公、从宗徒传下来的教会。
对中国教会真正有益的并不是安慰受压制的人，使他们继续处于模棱两可的境地，而是应该鼓励他们摆脱这种局面。
对中国教会真正有益的并不是继续同与教会无关并显然敌视教会的组织进行交易，而是动员主教和教友们拆毁它们。
我是在讲一些不可能的事吗？对于愿意忠实于天主计划的人而言，一切都是可能的。也因此使谦卑的人获得了力量、软弱的人获得了勇气。

（1）参见亚洲新闻14/07/2011http://www.asianews.it/news-zh/汕头非法祝圣礼八位与教宗共融主教参与-22099.html。
（2）陈枢机这里所指的是圣爱智德团体于二O一一年九月十一日至十三日在德国巴伐利亚州慕尼黑举办的“宗教与文化对话”会议。
（3）参见亚洲新闻18/05/2011http://www.asianews.it/news-zh/教宗呼吁为中国祈祷、为受压制和受机会主义诱惑的人祈祷-2159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