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大都市：不从贫民窟开始就没有未来

作者 Lisa Bongiovanni

亚太经社会可持续发展目标峰会正在曼谷举行，此次峰会重点关注的是教宗方济各非常重视的城市边缘地区。投诉：亚太地区存在世界上最大的住房缺口，而城市发展和扩张并不能解决这一问题。而气候变化可能会使情况变得更糟。

米兰（亚洲新闻） - 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ESCAP）第81届会议昨天在曼谷开幕，并将持续到4月25日。其目的是监测该地区在实现联合国为2030年设定的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SDG）方面的进展。其中，今年的会议重点强调了目标11，旨在建设包容、安全、有抵御灾害能力和可持续的城市。尽管取得了进展，但距离这一目标仍然很遥远。问题不仅仅是社会问题：住房短缺也是大都市经济发展的结构性制约因素。

大都市是复杂的有机体。它们内部的一切都有其功能，就像身体的器官一样。人流穿越城市节点，活跃在街头巷尾。走进摩天大楼，厚重而有序。然后再穿过居民区，到达较大的居民区，到达棚户区，灯光昏暗，混乱不堪；正如教皇方济各多次重申的那样，这里是大都市的心脏跳动之处，这里是流动人口的聚集地，6亿人在工厂、建筑和废物管理部门工作，支撑着城市经济。

大都市就像人体，任何一个器官的保养都不能忽视：如果城市中心想要富裕起来，就不能忽视贫民窟的困难。非正规住区和贫民窟阻碍经济发展，其原因很简单：由于它们未得到法律承认，人口不会产生税收贡献。其他实体（通常是犯罪组织）收取所欠款项，从而助长了非正规经济。卫生条件差导致医疗成本高昂，而缺乏产权又阻碍了投资。无法享受公共服务和被边缘化加剧了代际贫困；所以这些城中城不但没有变空，反而变得拥挤起来。

报告指出，亚太地区是全球住房缺口最大的地区，城市中心的发展和繁荣并不能解决这一问题。相反，居住在非正规住区的人口将会增加，根据亚太经社会的估计，中亚和南亚地区的非正规住区人口可能会从2020年的5亿增加到2050年的15.2亿。预计东亚和东南亚的增幅较小，将从约3.5亿增至4.65亿。纳尔逊·曼德拉在1999年提出“没有贫民窟的城市”的愿景仍然遥不可及。

城市不受控制的发展已经超出了国家控制其扩张的能力。2008年，全球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标志着新“城市千年”的到来，到2050年，预计全球三分之二的人口将生活在这些地区，城镇居民数量每年增加近7300万。除了人口增长之外，气候危机也会在未来几年给城市带来更大的压力。根据该文件的估计，到2050年将有800万气候移民迁移。其中包括巴基斯坦的达卡和卡拉奇，这两个城市分别可能需要接收300多万和200多万气候移民。该报告用大量的篇幅讨论了气候变化对房地产格局的影响——第2章专门讨论了最脆弱的因素。

房地产市场失运行不佳导致房价过高，进一步加剧了这一状况。房屋成本与家庭年收入的比例超出合理标准——年收入应不低于房屋成本的五分之一。大城市的房地产已经成为一种投资、一种商品，而不是一个居住的地方。房地产市场若不加以监管，可能对城市、国家乃至全球经济造成系统性风险，有可能导致房地产泡沫的风险。

形势的严峻性促使亚洲国家寻求解决方案：亚太经社会的报告也列举了该地区的一些良好范例。在泰国，由半自治政府机构运营的Baan Mankong项目通过邻里合作社和补贴贷款，帮助贫民窟居民获得安全住房。地方当局试图拆除运河沿岸的棚户区，但遭到了居民和人权组织的反对，而将需要帮助的人与他们的社会网络隔离将进一步限制他们适当重组的能力。该项目源于这种直觉：社区组成合作社，与私人业主和政府谈判购买土地，并共同协商贷款条款。财产由集体持有，资源集中有利于获得融资的可能性。用于建造经济适用房的公共土地有限，但社区团体有权维护自身权利。社区本身将确定新住宅区的特点，并使其适应其需求。另一方面，印尼模式——萨波拉——强调了财产合法化对于实现持久解决方案的重要性。该战略的核心还在于认识到需要让地方政府和社区参与进来，从而实现权力下放。

贫民窟并不是一个异常现象：它们是城市肌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果被忽视，就会削弱整个城市肌体。需要采取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让社区参与进来，确保安全所有权和公共服务。任何干预都需要时间、社会凝聚力和强有力的机构支持：尤其是在更大型和分散的大都市中，条件十分困难。但如果城市继续因自身矛盾而崩溃，大都市的经济发展将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