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Bernardo Cervellera

两年前，各国政府挽救了银行，但今天反被指为破坏人类福祉的敌人。世界金融体系曾经被认定为危机的「罪魁祸首」，现在看来却最有权发言，至少在失控前充当最后仲裁者。这正威胁民主和自由。世界权威是必要的，但必须受国家监察和平衡。目前，最为需要的由以物质利益基础的（单一）标准，转化为一个集中在全球人类发展，正如教宗本笃十六世撰写的《在真理中实践爱德》通谕所建议。

罗马（亚洲新闻）世界经济危机处于一个乖异的转变。不仅美国债务受攻击、法国银行可能降级、意大利国库券受打击、西班牙经济恶化，以至爱尔兰、葡萄牙、冰岛和希腊的经济内破裂，目前的政治危机已经蔓延多国，国家领袖已因失去权力控制而蒙羞，他们似乎对局势起不了作用，因为他们没有能力找到解决方案或者稳定局面。

这一切都很有趣，因为当危机开始（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崩溃），政治领袖们被视为「救星」，而金融和信贷机构仿似「元凶」。当时，有的甚至称其为「政治」控制世界金融体系，扼杀财富造成破坏，背弃人民信任，以及表现毫无社会道德和责任感。

最后，政治制度明显地成为金融体系的俘虏。美国联储局和其他国家的中央银行挽救了金融机构，倾注新印的钞票进去。金融机构获救，但央行和大众家庭损失惨重，因为主权债务令人震怒。

这正正是美国的情况，欧洲某程度亦然。欧洲联盟的实用性，以至欧元对各国经济体也受到质疑。

自2008-2009年金融危机发生后一年，金融机构吹嘘「成功」，业务利益如何增长，尽管普罗大众在忍受失业、沮丧、工作不稳和贫困。

欧洲和美国领袖备受批评，被指无能阻遏经济下滑，使人民非情愿地勒紧裤腰带（例如意大利）。

中国的情况也不大乐观。美国和欧洲经济衰退已经影响中国前景，因为中国的经济是出口导向型，依赖欧美进口货物。北京尝试了以刺激经济方案来改变方向，但最终招致通货膨胀。在试图增加收入（和消费），它已使业务（包括国营）增长，却导致失业和社会紧张关系。

正如在美国和欧洲，中国决策者已经受批评为没有能力管理国家经济。

中国、欧洲和美国是世界经济动力。面对中东和北非所经历的「阿拉伯之春」的冲击，我们看到，几乎整个世界（除科威特和斯堪的纳维亚）都处于危机当中，不是政治就是经济困难。

然而，陆续有人提出要有一国际机构，监督各国经济体，检视货币价值，以及监注视金融活动。

问题是谁可监察这一个机构？它如何成立？世界了解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欧洲中央银行」的主管如何产生：在不甚透明的标准来进行（幕后涉及政治领袖、金融玩家和说客），远离普罗大众的生活现实。

很多人都知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如何掠夺第三世界国家，建议他们「为自己的益处」进行私有化、减持、削弱社会保障，以使他们融入全球化的旋涡。
除非我们想要一个世界政治和经济秩序（如新皇帝）来统治普通百姓的（受限制）生活，我们必须确保，任何新权威（暂且不论及它是如何建立）必须植根于民主和国家的制衡。这些要求，许多已为各国政府必须置于某种「托管」形式，以代表世界金融体系，实际上最终破坏民主和限制自由。

教宗本笃十六世在他撰写的《在真理中实践爱德》通谕指出，在2008-2009年危机时发表：「为避免形成一个危险的、独裁的超级权力，全球化的操作该依据互补原则，区分不同层次、不同平面，但彼此合作。…为的是不损害人的自主，也为能有效地运作。」（第57号）

新的国际机构的「质」也很重要。迄今，金融说客是在世界上引起混乱，既没有标准，又不惜任何代价争取利润。没有人对美国失业者，或者中国数以百万计人受奴役的工人表达过关心，或中东群众在适应粮食价格的变动。对此，我们必须包括对贫穷国家的援助政策，以至当中附加条件，包括反人口、支持堕胎和绝育等表示关注。

在此，《在真理中实践爱德》通谕亦指出，即使它可能在沙漠中的声音，当它认为，「金融经过被滥用而破坏了实体经济之后」，应该「新成为一个致力生产财富和发展民族的工具。」（65号）

遗憾的是，引起世界混乱的危机，显示现有金融秩序建基于物质利益，它作为一个指导标准仍然有效，使所有国家变成债务人。

事实上，这一切都是正确的。人都喜欢信贷（和债务）而舍弃生产力和创新。创造力和学习，与售卖无用或过时东西来相比，并不重要。更重要的是，人们喜欢生活懒散，而非牺牲和辛勤工作。

这一切都意味着，世界危机不能由一个解决最终主权当局授权管理国家财富。什么是必要的是，一种转化，从而产生一个崭新的全球性发展模式，让创造力和责任感备受重视。（维）

• 世界权威不足以应付全球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