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梁作禄神父祝福那些在北京保持信仰的天主教徒
宗座外方传教会梁作禄神父的葬礼于今天举行，他是毛泽东迫害后与中国教会对话的先驱。在他最后的著作中，他讲述了自己首次前往北京的经历，当时他遇见了一些因迫害而被迫放弃宗教生活的年长者。他们意识到他是一位神父，于是请求他为一些圣像祝福。在与他们告别时，他深受感动。
米兰（亚洲新闻） - 意大利宗座外方传教会梁作禄（Angelo Lazzarotto）神父于周二去世，享年99岁。今天圣周四，在兰西奥迪莱科举行葬礼后，他的遗体安葬於莱科格鲁加纳的宗座外方传教会的传教士墓地。
今天的殯葬彌撒让我们有机会讀到许多悼词，悼念这位长期领导并充满热情地开拓与中国大陆联系的神父。梵蒂冈国务卿帕罗林（Piero Parolin）枢机写道，他相信梁作禄神父“将以接近天主的身份，为所有追随他的脚步，寻求巩固与中国的了解和友谊关系的人代祷”。
教廷福音传播部副部长塔格莱（Luis Antonio Tagle）枢机在悼辞中，提到了这位宗座外方传教会士，在1985年至1990年担任宗座傳信大学院长期间所做的服务，他在许多来自福音传播初期国家的修生的教育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他不仅向这些教团传授了他的精神事工，他的精神事工始终体现了他的精神事工。
米兰天主教大学神学系总神师、义大利马切拉塔教区荣休主教克劳迪 奥·朱利奥多里主教（Claudio Giuliodori），他形容梁作禄神父是一位 “真正的对话巨人，热爱中国。我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 该教区是伟大的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的出生地。
梁作禄神父撰写了大量有关中国的文章：故事、分析和反思，其中许多都发表在《亚洲新闻》上。在与他告别之际，我们想用他在2019年出版的最新著作中的一页来缅怀他，这本书的标题是：《坚定地致力于在中国传播福音》（A strong commitment to the Gospel in China）。
这些话并非他本人所说的，而是出自他的一位好友、已故意大利参议员维托里诺·科伦坡（Vittorino Colombo）之口。多亏了科伦坡，在邓小平（Deng Xiaoping）的率先示好下，科伦坡本人才得以在上世纪70年代末，也就是文化大革命噩梦结束不久后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
梁作禄神父在他的书中谈到了科伦坡坚定的基督徒承诺，即开辟与中国新的政治和文化交流管道。在书中的许多页面中，他都提到了在中国会面的个人回忆，当时意大利机构在执行官方使命时，将传教士视为“宗教问题专家”。
其中一个例子是1981年一次前往北京的旅程。在与爱国主教傅铁山（Michael Fu Tieshan）交谈后，这位传教士来到了当地天主教徒的家中。这些信徒多年来因共产党的迫害浪潮而被迫放弃宗教生活，如今，他们再次迎接来自神父的祝福。
1981年12月13日星期日，在北京南堂上午9:30的弥撒结束后，科伦坡和我们的团队会见了新任主教傅铁山。他表示，圣保祿曾捍卫非犹太人拒绝割礼的权利。在过去四个世纪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中国文化和儒家思想并未始终受到尊重。他说：”今天，我们希望能够适应我们的历史和文化环境。”
科伦坡问这是否意味着改变基督宗教的原则。傅回答说，没有人想改变使徒传统；中国教会与罗马教会一样，源自十二宗徒。
科伦坡补充说：“在众宗徒中，有一人是他们之中的第一位的：伯多禄，他不是罗马人，而是亚洲人。今天，我们，无论是罗马人还是意大利人，不管他是谁，都向他致敬。”傅铁山指出，这一点仍有争议。一个人的选择并不重要，要看他所遵循的政治。使徒们常常一起讨论，他们是集体领导。
“1958年，我们与罗马的关系破裂，当时我们请求梵蒂冈允许我们自行选择主教，但遭到了拒绝。” 我注意到，1958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人們區分了梵蒂冈的政治立场和宗教立场，並確认了教义上的优先性。當中也提到了台湾。当科伦坡问：“如果梵蒂冈断绝（外交关系）会怎么样？”时，主教保持沉默。
傅主教后来满足地告诉我们，有十几位年轻人正在北京准备担任神父。他重申，中国教会多年来与其他教会保持友好关系；他最近去蒙特利尔参加了一次教会会议，并在那里会见了多位神父和信徒。 他补充说：“至于与梵蒂冈的关系，我们希望看到事实。”尽管立场各异，但会议还是友好地结束了。
在我出去的路上，我注意到黑板上宣布选举了两位新主教，分别来自西安和太原。下午，我步行回到东堂，在教堂前的广场上，不出所料，我遇见了一位前一天用法语与我打招呼的小个子。他悄悄地走到我身边，默默地走了一会儿，然后问我愿不愿意去他家看看。他说，他的家在中心外面，所以监控不太严。
我们换乘了两次公共交通，到达了一个火车站附近；由于他在铁路部门工作，所以他在一栋铁路员工专用大楼的三楼有一套公寓。
一路上他向我讲述了他自己的事。他说他的名字叫雅各伯（James）；他来自一个已坚守信仰三个世纪的殉道者家庭；他曾跟随遣使会 (Vincentians) 修读完成神学，并于1957年发了愿。后来他被迫退学，在劳改营度过了数年。后来他还俗但没法获得了解除誓约，结婚后育有两个孩子，一个十几岁的女儿在外地上学，还有一个儿子正在读中学。到了家，我发现除了他的妻子和孩子之外，还有一位目光清澈的老妇人。
我们一进门，尽管我还没说我是谁，但雅各伯就说：“他是神父！”他们都跪下祈求祝福。他们问我是否来自罗马，是否见过教宗。他的妻子知道他曾经受伤，但现在好多了。这位老妇人自称是阿洛伊西亚（Aloysia），是圣神修会（与圣言会有联系）的修女，曾与雅各伯的妻子一起在劳改营里度过了几年。她会说一点法语和德语。她向我透露，她为她的修会准备了一封信，并将其放在她用包装纸制作的信封里。当我告诉她我可以亲自把它带到香港时，她非常高兴。
雅各伯的妻子是当地诊所的护士，她灌了一瓶水并请我祝福她。然后他们让我在公寓和圣像上洒水。雅各伯提议向教宗致以问候，并亲自用拉丁文写了几行字，大家在下面签了名。我向他们道别，留下了我随身携带的念珠、几枚襟章和一本小册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