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主教、梵蒂冈及向爱国会妥协
罗马（亚洲新闻）—北京教区的教友们在他们的主教刚刚祝圣仅一年多后，便对其有了不同的看法；指责其背叛圣座的人也越来越多。
现年四十四岁的李山主教，经教宗本笃十六世正式批准于二OO七年九月二十一日晋牧。但是，上任短短一年多的时间，他对梵蒂冈的态度似乎发生了变化。教友们纷纷表示，这位爱国会傅铁山主教的接班人正大步流星地重蹈爱国主义、脱离圣座走自治道路的覆辙。
爱国会的“奴隶”李山主教
事实上，李主教那似乎越来越陷于完全屈从于爱国会的行为作风、讲话方式令教友们感到震惊。而爱国会的目的，无非是要建设、并控制一个独立于罗马的教会。
李主教的一些讲话，格外暴露了其迫不及待的心态。首当其冲的，便是去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在北京市天主教读书班上发表的《回顾30年的成功经验 推进爱国爱教事业》的讲话。他大谈邓小平实行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给教会带来的种种进步。但教友们却强调指出，首先，在北京市天主教读书班上如此慷慨激昂地畅谈邓小平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本身就是“讨好政治势力”。其内容，更堪称登峰造极。文中，李主教大肆捍卫其前任，带头开创了“爱国爱教的光荣传统”、并在北京教区推广的“老主教傅铁山”。“爱国爱教”的口号，恰恰是旨在让教会生活服从中共领导的爱国会打出的旗帜。
更有甚者，李主教指“天主教爱国爱教事业也遇到来自海外政治势力和国内地下势力的严重干扰”。这里，对梵蒂冈的指责是显而易见的：在中共的讲话中，圣座历来被视为“披着宗教外衣干涉中国内政的外籍势力”。
李主教继续表示：“一些人直接将目标对准北京教区，对准傅铁山主教，诋毁我们已经取得的远远超过过去700年的圣善事业的成果，挑拨我们神长教友之间的关系，试图让我们放弃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原则，让我们再回到天主教与中华民族格格不入的历史中去”。
对未来，李主教重申必须“坚持爱国爱教的高度统一，坚定不移的走独立自主自办教会道路”。因为，上述两个方针“是首都天主教会圣善事业健康发展的根本保障”。
“这两条基本原则，是我们从中国天主教会半殖民地[1]历史的教训中得出的结果，是中国天主教在新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里获得新生与发展的宝贵经验”。
毫无疑问，他借所取得的上述成就为爱国会歌功颂德，强调爱国会以及教会内“民主”的必要性。也就是主教的选举、牧灵、神学、选择都要由爱国会统治下的主教、司铎和平信徒组成的大会投票产生，抹杀教会的圣事性[2]。
二OO八年圣诞瞻礼前，李主教还以同样的声调慷慨陈词。十二月二十四日圣诞前夜晚十九时许，李主教在南堂迎来了国家宗教局局长叶小文、中央统战部二局局长周宁、北京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牛有成、北京市副市长程红、北京市人大副主任李昭玲、北京市政协民宗委主任佟根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周伯琦、袁沙、国家宗教局二司副司长赵忠海、北京市宗教局局长申建军、西城区统战部部长姜昕华等。
这一次，教友们再次不寒而栗。在为政府服务、始终拒绝与圣座修和的傅铁山时代终于结束之后，李山感谢北京政府对教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所给予的帮助和支持；并誓言坦坦保证将高举“爱国爱教”旗帜，继续走“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道路；努力让天主教会成为建设和谐社会的典范。
上述种种讲话和变节、所采用的语调和口号，只有文革，也就是中共最为激进的时期才使用过。教友们为之震惊、纷纷绞尽脑汁地思索，他们的牧人怎么会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就变成红卫兵了”？！肆无忌惮、不遗余力地展示对爱国会、对权势的阿谀谗媚。比其前任有过之而无不及，堪称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
当年，李山是公认的好司铎、单纯、朴实；绝对忠实于教宗、能够激发青年的热情，特别是他对地下教会的开放态度众所周知。其抵制“海外政治势力和国内地下势力”的讲话，意味着他的思维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另据亚洲新闻通讯社获得的消息，这篇慷慨激昂的战斗宣言的真正作者其实另有高手。操刀人根本不是李山，而是北京市爱国会副主席兼秘书长，以激进观点著称的大名鼎鼎的石洪喜。其它消息来源指出，李山是在即将上台前才拿到讲稿的，事先不知道人家写的是什么。可是，接连三次在不同场合、誓言坦坦、振臂高呼出同样的口号，不得不让人担心，即便他不赞同自己慷慨陈词的内容，但至少他对爱国会言听计从、俯首贴耳。
由此，另一个问题便出现了。
创建于一九五八年的爱国会，五十年来始终用尽各种手段方式分离教会，在未经教宗批准的情况下擅自祝圣主教。近几十年来，许多爱国教会主教纷纷要求教宗宽恕。感谢先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和现任教宗本笃十六世慈父般的宽仁，上述主教们与圣座和解。梵蒂冈于二OO七年一月宣布，“几乎所有”官方主教（政府承认的主教）已与圣座完全共融[3]。
《致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天主教主教、司铎、度奉献生活者、教友的信》（二OO七年六月三十日）中，教宗本笃十六世重申了这一牢固共融，特别指出爱国会是一个违背天主教信仰的机构。明确表示，爱国会所宣称的宗旨“落实‘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和民主办教原则’，与教会道理是无法调和的”[4]。
对梵蒂冈而言，自己亲自批准的这位北京主教摇身捍卫与天主教会“无法调和的”东西，实在是颜面扫地。一份被一些教友认为是矛头直指李山的博客中写道，李主教是“梵蒂冈为自己埋下的一颗定时炸弹”、“在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子”、作茧自缚[5]。
据亚洲新闻通讯社获得的消息，李主教对自己的行为表示后悔，辩解说他是迫于压力才作出上述行为的。事实上，恰恰因为教宗本笃十六世的信以及中国主教们之间重新实现的合一，一年多来，统战部和爱国会不遗余力地展开一系列举措，旨在让中国官方主教们重新俯首贴耳。此外，统战部和爱国会还继续召集各种会议、举办学习班、政治课，并强迫教会人士参加，甚至让他们荒疏了牧灵工作。主教们连单独聚会的时间都没有了，陷入了孤家寡人的境地——任凭各级爱国会秘书长们摆布、在各级统战部和宗教局的监控下开会、被洗脑。
梵蒂冈方面的建议不多
为了巩固主教的合一、遏制爱国会的影响，去年四月二十二日，梵蒂冈致函全体与罗马共融的中国主教。由圣座国务卿贝尔托内枢机签署、直接面向大约九十位中国官方和地下教会主教的信，却用了几个月的时间才辗转到全体主教们的手中。一些主教，甚至直到二OO八年十二月才收到。
信中，贝尔托内枢机强调了“天主教信仰的基本原则”；指出了主教们与教宗共融、彼此共融的价值和意义。为此，圣座国务卿代表教宗要求全体主教们“勇敢地展示他们的牧灵职责”；推动教会的公教本性；通过直接的、相互尊重的对话，向当局争取努力获得最大程度的活动自由。枢机敦促主教们“共同行动”争取权利：以团体的形式聚会、在不受外界干涉的情况下自由讨论他们的问题。最后，建议找到“正确的立场，以面对教宗文件第七号中所指的那些组织”。而教宗所指的，就是爱国会以及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观念。
文件的重要性在于，首次建议官方和地下教会的主教们一起聚会。但同时，回避了建议主教们如何采取一致态度针对爱国会和教务委员会。教宗的信中指出，他们是违背天主教教义的，但没有要求官方主教们退出。
一些地下教会主教认为，如果圣座能够采取更加果断的态度，效果可能会更好。
迄今为止，官方主教们努力无视爱国会的压力，但效果平平。同时，一些地下教会主教试图得到政府的承认、但不在爱国会登记。可是，没有一个地方政府愿意这样做，重申了爱国会在政府宗教政策中的中心性。
更加迫在眉睫的是，当前正处于筹备召开全国各级爱国会代表大会时期，选举产生爱国会新主席以及“中国主教团”团长（圣座不承认现中国主教团）。这两个职务的选举，均在全国天主教代表大会中进行。鉴于两个职位都空缺已久，此类会议很可能将在近期举行。前爱国会主教傅铁山于一九九八年当选为爱国会主席，二OO七年去世。南京主教刘元仁于二OO四年当选为“中国主教团”主席，二OO五年去世。
针对主教们的大规模控制运动，强迫他们参加统战部和爱国会主办的一系列政治会议、纪念自选自圣五十周年大会，完全旨在铲除官方主教们的各种障碍、使之屈从于传统的监控机构。
许多官方和地下教会的教友都担心，由于圣座方面没有作出更加明确的、果断的指示，官方主教们会随波逐流、按照个人意愿对教宗的信作出随心所欲的演绎，最终妥协让步。
过去几个月里，在教宗信发表一年多后，亚洲新闻通讯社曾就中国主教们对教宗信的认识理解展开了一项问卷调查。一些答案，实在令人瞠目结舌。一方面，一些主教盛赞这封信和教宗教导的价值，促进了与教宗的合一以及主教彼此之间的合一。另一方面，一些主教似乎对信中指出的爱国会的观念和政策与天主教会教义“无法调和”根本无动于衷。
为此，一些官方主教在答案中肆无忌惮地为爱国会歌功颂德；盛赞其“对教会”、“对有需要的人”的“帮助”；“关怀宗教”。一些中部地区的主教们甚至指出，爱国会“与教会是一回事”。
一名中国北部地区天主教徒向亚洲新闻通讯社表示，“官方主教们缺乏勇气。如果北京要求他们开会，他们会立即一溜烟儿地到齐。这样本身，就根本没有按照教宗信中的指示去做。更有甚者，可能存在倒退的危险，再度沦为奴隶。很不幸，历来与教宗合一、甚至不惜以生命和自由为代价的地下教会主教们都处于软禁状态；有的人甚至失踪了、或在狱中”。
一些教友，特别是北京的教友们批评主教们一味追求权利和金钱。这可能才是他们作出妥协的根本原因所在。首都南堂圣母无染原罪堂的一位教友指出，“李主教可能并不是野心勃勃的人，但是，他周围的人、他最重用的人都是一些野心勃勃的人。而且，这些主教梦化成了泡影的人肆无忌惮、丝毫不加以掩饰地对政府趋炎附势，以达到个人目的。他们可以随时作出各种妥协让步，甚至不惜出卖教会仅有的一点儿自由”。
一位地下教会的司铎相对宽宏大量。他表示，“这些官方教会的新主教们多很年轻，几乎都在四十几岁。他们从来没有在完全自由的政权下生活过，对于他们来说，基督信徒历来就应该受到国家的控制，包括纯粹的宗教事务亦不例外。此外，中国教会的伟大人物都陆续不再了，这些年轻主教也没有可以效仿的榜样了”。
主教和教友们最担心的是，在此脆弱的局势下，二OO九年会再度掀起新一轮不经圣座批准的非法祝圣潮，再度构筑完全服从与中共的主教们的“爱国”核心。由此将阻碍许多来自民间社会、特别是知识分子阶层人士皈依基督信仰。事实上，他们正在重新发现教会的训导是他们探索寻求的个人自由与尊重的根基[6]。
陈枢机：再也不要妥协
在此十分模棱两可、混乱不堪的局面下，香港教区主教陈日君枢机那耿直鲜明的声音铿镪响起。他要求官方教会的主教和司铎们鼓起勇气、不要向政权妥协让步。我们已经提到过他的讲话，但在此仍有必要加以回顾。
一月四日，陈枢机在香港教区周刊《公教报》撰文，题目是《圣斯德望殉道的启发（回顾过去的两年）》。文中，陈枢机劝勉中国主教和司铎们效仿教会首位殉道者圣斯德望的崇高品德，永远也不能为了向政权屈服而背叛教会。陈枢机分析了中国天主教会在近两年来的发展历程，指出“二OO六年，国内教会多灾的一年，四月、五月、十一月三次进行了非法祝圣主教，共十多位「与教宗共融」的主教们参加了那些违反教律的行动，使人震惊”。
他谈到了“二OO七年的开始似乎带来了一线希望”——在梵蒂冈召开了中国教会会议，特别是教宗本笃十六世发表了《致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天主教主教、司铎、度奉献生活者、教友的信》。教宗以鲜明的态度直指爱国会从根本上违背了天主教信仰，指爱国会是“国内教会一切问题最明显的缘由”。
为此，陈枢机驳斥了圣母圣心会传教士韩德力神父对教宗信的诠释。“韩德力神父说「现今没有理由在中国继续持守一个地下教会团体」，又说「教宗『鼓励』地下主教们去申请政府当局的认可」。我至今还深信这是断章取义，误读了教宗的信，是偏乐观的错误，破坏了「信」的平衡”。事实上，陈枢机指出，正如教宗在二OO六年圣斯德望瞻礼的三钟经祈祷前发表讲话中见证的，教宗“欣赏那些地下兄弟们的「毫不妥协的忠诚」，他鼓励他们「恒心到底」，他知道「他们的处境看来是全面失败」但他深信「他们的苦难会带来胜利」”。
在此可能出现严重妥协的情况下，地下教会的经验更显难能可贵。恰恰为此，陈枢机直言抨击去年十二月十九日举行的庆祝爱国会成立五十年、庆祝自选自圣主教五十年纪念大会[7]。
香港主教指出，这五十周年根本就没有可值得庆祝的。因为，自选自圣是五十年前极左势力影响下的产物。“有人以为教宗是帝国主义的代表，中国教会该摆脱教廷的控制；但在开放改革30年后的今天，这种想法未免太落后了吧”！
枢机写道，“逼迫信徒做违反良心的事、是严重侮辱中国公民的尊严，绝不是值得骄傲的事，更不值得庆祝。这样的庆祝能成功举行，祇证明那些既得利益者还不捨得放弃他们的权和利，继续陷我们伟大的国家於不义，让它蒙上那落后於世界的羞”?
陈枢机认为，大张旗鼓地庆祝爱国会成立五十年、庆祝自选自圣五十年旨在“跟?来的不就是中国天主教全国代表大会了吗？难道你们都准备去参加选举爱国会主席、主教团团长吗？一轮一轮的学习班看来已为此作了部署，这会议是势所必举行了的吗？但参加这样的会议不是完全藐视教宗的信，几乎可以说是打他一巴吗？你们的良心准许你们这样做吗？天主的子民会接受吗？这为我们的国家是光荣的事吗？信仰生活的正常化再有希望吗”？
文章中，陈枢机还指出了部分中国教会人士对妥协和屈服大加肯定的态度。指出，“有人向地下的兄弟们说「妥协才是聪明。我们又和教宗共融，又被政府承认；政府给钱，我们可以照顾教友。你们却宁愿坐监、捨生，这样，教友被遗弃，没有人照顾……」”。
“忠诚殉道变成了愚蠢（？！），这是多么荒谬的言论，多么短视的看法！妥协是权宜之计，不能长久拖下去。内心与教宗共融、外表却又参加独立自办教会、是矛盾的”。
最后，陈枢机发出了友好的邀请：“各位主教、神父兄弟们，请你们看看斯德望的榜样，你们殉道者前辈的榜样，你们的表态会使你们失落一切吗？记住：「为信仰而受的苦难一定会带来胜利，就算眼前看来像是一切都失败！」”
[1] “殖民地”一说，是因为“服从于”梵蒂冈：这是典型的毛式口号。
[2] 这篇讲话以及李山主教于去年十二月十九日在“纪念中国天主教自选自圣主教五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不久前还可以在北京教区网站上看到，近日却消失了。
[3] 参见亚洲新闻通讯社20/01/2007《教宗正在准备致全体中国天主教徒公开信》。
[4] 参见《致中华人民共和国天主教主教、司铎、度奉献生活者、教友的信》，梵蒂冈书局出版社，二OO七年。有关爱国会的阐述及第36号相关注解。
[5] 此类说法是在李山主教祝圣后出现的。但在其发表上述讲话后，教友们再次提及这一说法。
[6] 参见亚洲新闻通讯社二OO九年一月刊登的《零八宪章》：用尊重人权改变中国。
[7] 参见亚洲新闻通讯社20/12/2008：《北京：梵蒂冈必须与台湾断绝关系，也不能干涉中国内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