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Giorgio Bernardelli

上海主教参加在罗马举办的中国主教第一次会议一百周年。“教会是至一，但教会在中国的发展必须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相向而行”。帕罗林枢机：“与教宗的共融是信仰不受外部政治利益影响的保证”。塔格莱枢机：“或许会有误解，但我们对中国天主教徒的道路绝不会漠不关心”。

罗马（亚洲新闻） - 讨论一百年前历史事件的重要性。但放眼当下的挑战，我们要从如何认识宗教“中国化”这个热门问题入手，这也是习近平主席长期坚持的宗教政策主题。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今天由圣座传信大学和信仰通讯社主办的上海教务会议百年纪念会议上进行的，中国主教和宗座监牧于1924年首次一起召开会议。教宗方济各今天早上发布视频讲话，并强调了这一时刻的重要性。

现任上海教区主教沈斌首次正式访问罗马引起了众人的关注。去年，北京单方面决定将沈斌主教调任中国最重要的主教席位使其陷入紧张局势，是教宗方济各对他的任命平息了这个问题。与沈斌主教一起参会的还有中国学术界和教会的多名权威代表，他们发表了对上世纪所发生事件和教会教义所提倡的信仰本土化和“中国化”关系的看法，这两种愿景呈现为两个相互交织又互不交集的圆圈。必须——福传部副部长塔格莱（Luis Antonio Tagle）枢机在今晚的总结讲话中强调——让他们从博爱的角度进行对话，以免陷入“地方特色退化为自我封闭导致无法对话的风险，”因此，从长远来看，自恋式的后退是徒劳且毫无结果的”。塔格莱枢机补充说：“中国兄弟的事件可以向普世教会展示和分享一些重要的东西。可能存在问题、误解、意外，但对中国教会的道路绝不会冷淡和冷漠”。

沈斌主教在讲话中回顾了一个世纪前的直觉，即教会必须远离中国的“殖民庇护”，但也回顾了这一过程中遇到的阻力。他回顾说，庇护六世任命的首批6位中国主教中也有江苏海门教区（沈斌主教也是从该教区调往上海的主教）的主教Zhu Kaimin。我们海门教区很早就从上海教务会议中受益匪浅”。然而，由于强烈的抵制，这种改变“在中国教会中并非立即且激进的”。“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137个教区中只有29个有华人主教，20个总主教中只有3个是华人。中国天主教会还没有真正摆脱外国势力的影响，成为中国基督徒领导的事业，还没有摘掉‘洋教’的标签”。

但一个世纪前中国教务会议对今天的情况有何启示？上海主教表示，教会在中国的发展“必须忠于基督福音”。他说，“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教会在不断努力适应新的政治制度的同时，始终忠于自己的大公信仰”。上海主教认为，“中国政府实施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无意去改变天主教信仰”，只希望天主教的神长教友站在“中国人民利益的立场上，摆脱外国势力的控制”。这位主教指出，即使在爱国会成立之时，共产党也表示“理解中国天主教徒必须在灵修问题上与罗马保持共融”，前提是“不违背中国人民的利益，不侵犯中国的主权，梵蒂冈改变其对中国的敌对政策”。今天，中国教务会议章程第四条明确规定，它是基于“圣经和传统，本着至一至圣大公教会及宗座教会的精神，以及梵二大会的精神”。

但教会在中国的发展——沈斌主教继续说到——“必须遵循中国视角”，并将二十世纪中国天主教团体所经历的一切问题归咎于西方的政教关系模式。他说，“一些传教士具有强烈的欧洲文化优越感，他们甚至抱着利用基督宗教改变中国社会文化的意图，这样做必然遭到许多中国人的抵制以至于厌恶”。

这位上海主教表示，今天中国人民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天主教会“必须与之相向而行，走一条与当今中国社会文化相适应的中国化道路”。他补充说，我们经常说信仰没有国界，但信徒有自己的祖国，有自己的文化，这些文化是从自己的祖国诞生的。”

浸入中国传统文化也是朝这个方向发展，上海教务会议曾提出这个计划但未能实施：“探索在天主教信仰的表达中使用中国传统文化”；支持教堂建筑、教堂艺术和音乐采用中国传统风格；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融入教会礼仪之中”。

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在会议上发表致词，称赞当时的宗座代牧刚恒毅总主教召集并领导上海教务会议，旨在与天主教会中“过度依赖传教中的外国部分”保持距离，本笃十五世1919 年发布的《夫至大》宗座牧函也提及这一点。帕罗林枢机表示，“宗座代牧的意图——以及我们今天的意图——当然不是对历史进行审判。他承认许多外国传教士的功绩，他们以真正的慈善精神和奉献精神，将福音带到中国，并为中国人民的社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然而，他也认识到外国势力给予的‘人道援助’给福传经济带来了被动的道德负担”。

圣座国务卿承认上海教务会议在实施过程中遇到了严峻的阻力。他回顾说，刚恒毅总主教“总是有远见的方式对指责做出反应：他在1926年指出，这将像《Rerum Novarum》一样发生——最初并没有得到某些旧天主教圈子的青睐。但他说，旧的环境消失了，《Rerum Novarum》成为基督教社会学受人尊敬且无可争议的大宪章”。

帕罗林还强调了教会在中国的本土化、神职人员的认知以及与伯多禄继任者的联系之间的密切对应。他指出，这就是为什么庇护十一世于1926年在罗马圣伯多禄大教堂任命第一批中国主教。他解释说：“正是这种共融是信仰摆脱外部政治利益，并牢固植根于当地文化和社会的最佳保证”。

刚恒毅总主教另一个重大贡献正是朝着这个方向进行：他试图（尚未完成）与该国当局建立直接对话，而无需其他外国势力的介入。刚恒毅总主教留下的遗产如今仍可看到， 2018年至今，透过关于主教任命的临时性协议，圣座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彼此间的关系也得到了加强。帕罗林枢机在会议间隙说，“我们都关心协议得以续签，而且有些方面能有所进展”。枢机也表示，希望能“在中国有一种固定性的临在”。他说：“即使最初能不以宗座代表及圣座使馆的形式，但无论如何会增加且加深我们的接触。这就是我们的目的”。圣座国务卿还就承认地方主教团的方式回应说，“这是一个有待讨论的话题，因此它涉及所有中国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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