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Dario Salvi

加色丁礼宗主教向《亚洲新闻》说，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情况，尤其是对平民来说，他们付出了“最高的代价”。调解停滞不前，“战争经济学”继续盛行，引发了其他危机因素，例如：人口和气候。什叶派民兵在伊拉克局势中的作用，以及最近袭击加色丁教会的“丑闻”。

罗马（亚洲新闻）- “我们有责任寻求和平与对话：国际社会和中东国家都参与其中。然而，如果我们自己不知道如何亲自结束这个恶性循环，那将是其他人必须帮助我们找到实现的方法。这是加色丁礼教会巴格达宗主教类思·拉斐尔·萨科枢机 (Louis Raphael Sako) 在面对席卷该地区的暴力螺旋式上升时发出的警告，这些暴力在过去一年中被范围越来越广的冲突所流血：从以色列为 2023 年 10 月 7 日的袭击而对哈马斯发动战争的加沙，到犹太国家开辟“北方战线”以试图消除真主党的“威胁”的黎巴嫩；然后是该地区的其他行为者，从也门的什叶派胡塞武装到伊朗，都有可能发生大规模升级。“情况令人担忧，”他警告说，“没有倾听理性和责任，尤其是对付出最高代价的平民。而国际大会很胆怯，有上诉和调解，但他们停滞不前，无法向前发展。”

战争经济

我们在今年10月在梵蒂冈举行的世界主教会议工作期间会见了萨科枢机，伊拉克最高教会当局所描绘的画面是无情的，不承认对那些处于职位和责任的人有任何折扣。他警告说：“国际社会在调解工作中不仅软弱，而且在调解工作中还很胆怯，因为尽管它试图做点什么，但它并没有被这种目标的统一所动摇，而这种目标在今天是有效的。”

“我坚信，”他向《亚洲新闻》解释说，“不再像过去那样有全球秩序。不再有价值观或原则，取而代之的是无序，在这种混乱中，最强者攻击最弱者。然而，问题和对抗必须通过对话、软外交和非暴力威慑来解决。”

在多部门危机的时期，决定国际议程的是战争经济，其中“武器贸易在资源有限、世界人口不断增长的环境和日益严重的环境危机的框架内盛行。气候、生态和食物获取都在调节这个战区方面发挥著作用。长期以来，中东一直是一片“没有和平”的领土：我们需要国际关注，需要关心世界上这个需要稳定的苦难地区。即使面对东西方之间对立或分歧的利益，我们也应该消除一切暴力的来源，诉诸战争和武器。

伊拉克的情景

就伊拉克的情况而言，到目前为止，有一个关键因素仍然处于阴影中，除了以微不足道的方式没有参与战争情况外，没有参与其中：与德黑兰有联系的什叶派民兵，与黎巴嫩真主党和也门胡塞武装不同，他们没有通过攻击以色列直接干预冲突。“我认为，到目前为止，”加色丁礼教会宗主教评论说，“这些团体已经采取了一种智慧的态度，他们不想参与这场代理人战争”，在这场战争中，行为者正在成倍增加。

“我们看到民兵的干预，”他继续说，“他们以各种身份在不同的时间参与其中”，同时避免了“国家之间的战争，这将产生毁灭性的影响。这可以被认为是一个似乎盛行武器喧嚣的景观中的智能元素。”毕竟，哈马斯运动“本质上是一支民兵”，并不代表整个巴勒斯坦人民，而且在过去一直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本身存在分歧。两人都面对以色列，以色列“是一个拥有坦克、军队和空军的国家，地面上明显不平衡”。

“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不可能有平等的力量，”他继续说道；它们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现实。这就是为什么唯一的出路是通过调解，国际社会施加正义的压力，以建立一个能够通过克服永久冲突的逻辑而生存的国家。

加色丁宗主教最近会见了首相穆罕默德·什叶派·苏达尼（Mohammed Shia al-Sudani），他从苏达尼那里得到了充分的保证，即他“不想被卷入一场地区战争，尽管民兵的未知数仍然存在，议程上的问题是如何控制”。伊拉克行政长官处于“尴尬的境地”，因为它拒绝战争，并且“正在尝试一切可能的调解途径」。就此而言，这些民兵的一部分“想说明真主党和哈马斯，但温和的态度占了上风，等待事态发展。

在宗教领袖层面，甚至伊拉克什叶派最高权威大阿亚图拉·阿里·西斯塔尼（Grand Ayatollah Ali al-Sistani）在语气和内容上都发出了不同寻常的呼吁，呼吁“结束侵略”并向民众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这是对这场危机的极大关注的标志。基督徒、什叶派和逊尼派穆斯林以及犹太人「必须共同发起」，枢机希望，「以先知般的强烈呼吁和平、兄弟情谊，试图缓和紧张局势。教皇方济各已经多次这样做了，但他是少数几个和平的声音之一，“面对那些”试图利用宗教来实现自身利益“的人。

加色丁礼教会的“丑闻”

对萨科枢机来说，民兵的存在不仅是地区影响的担忧来源，因为在加色丁礼教会的近代历史中，他们代表了一种内部紧张因素，有可能导致毁灭性的裂痕。正如这位宗主教所说的 “加色丁礼教会的丑闻”，它谴责了一些教会团体所遭受的“影响，甚至在物质层面上也受到了具体援助的影响”。

这里特别提到了一个民兵组织：自封为领导人的巴比伦旅（Babylon Brigades），该旅煽动了分裂，并设法撤回总统令，该法令导致萨科枢机主教自我流放（几个月后返回），并促使五位主教抵制上一届加色丁礼主教会议。他谴责了一些现实，“从某个民兵那里获得金钱和援助，他们不是自治的，这是一个巨大的伤口：教会需要的不是金钱，而是信仰，神职人员必须以完全的方式、热情地服务，独立于某些政治或利益。

五位主教决定怠慢在首都举行的会议，这也是庆祝宗主教返回巴格达的机会，这引起了“深深的震惊”。枢机指责这些“叛逆的主教，尤其是年轻的主教，”其中一部分纵了，他已经向教廷发送了一份文件，以进行评估和可能的措施。在背景下，人们仍然担心加色丁礼教会会发生真正的分裂，其背后是同样的什叶派民兵之手——活跃在伊拉克北部和库尔德地区——为金钱和权力而行动。

“他们希望加色丁礼主教会议失败，以便个人成功，相反，会议进行得非常顺利，17位主教（总共22位主教）表现出非常团结。”萨科枢机最后吐露了他“对未来的首要担忧：对我来说重要的是为将加色丁礼教会的领导权留给继任者做好准备。对于一位族长来说，“他总结道，没有指名道姓，但概述了优先事项，”谁能够团结起来，继续保持这一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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