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达钦主教“自白”全文
四年前辞去爱国会职务的上海主教在其博客上发表的文章，似乎是一篇所犯错误的“自白”、弘扬爱国会这一控制教会的机构。在此全文发表马主教博文
梵蒂冈城（亚洲新闻）—连日来，马达钦主教“重新皈依”为中国爱国会支持者激起了巨大反响。因决定退出爱国会被软禁四年后，六月十二日，马达钦主教的博客上出现了一篇文章，对其错误的“自白”、并重新提出“爱国爱教”对中国教会的重要性、独立于“外籍”势力的重要性、爱国会为福传作出的贡献。媒体上发表的许多评论仅基于从全文摘录出的主教的几句话。在此，我们全文发表马达钦主教的博文《他教导我们走爱国爱教的道路——写于金鲁贤主教诞辰一百周年之际（五）》。另一篇文章中，我们报道了中国和梵蒂冈对此的反应。
有人立即给马主教穿上了“背叛”的外衣、有人已经把他视为所谓“投机主教”之列，与中国政府同流合污。阅读上海主教的全文，值得一提的是文中表示在管理和人员方面支持“独立”，但要保持与圣座和普世教会必要的合一。就这一点而言，马主教的说法并没有超越教会规定的各国主教团内的某种程度的自治。
问题是教宗本笃十六世在二OO七年给中国天主教徒的信中指爱国会“独立自主、自办教会、民主办教的原则”（7）与“天主教教义无法调和”。的确，同一封信中，教宗本笃十六世谈到了“在不违背不可放弃的信仰原则及教会共融的前提下，教会接受政权党局的认可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困难”的可能。马主教文章给人的感觉是继续遵守这一原则，同时给服从国家法律留下空间。但是，他过于积极地弘扬了爱国会，或许是为了寻求保障他的上海团体享有最大的宗教自由。他的被隔离仍然是一个严重问题，以至于无法同他联络，从而进一步了解他的想法、了解究竟谁是这篇文章的真正作者。马主教《他教导我们走爱国爱教的道路——写于金鲁贤主教诞辰一百周年之际（五）》全文如下：
今天的上海天主教年轻一代神职人员与信友，从金主教身上可以学到很多。
当然，金主教的才华、他的人生阅历，我们恐怕学不来。事实也是如此。但是，他高尚的爱国爱教的情操、为天主的事业奉献终身的精神，身居主教位却常谦卑自下，这些我们都应该学习。不只是应该，且是必须。因为牧人是羊群的榜样，羊群应该追随牧人。金主教在纪念上海市天主教爱国会成立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有一段话非常精辟，他说，主教的使命是把握好教会的方向，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的关系。他在教会的牧灵福传、服务社会的方向上，始终很明确；同时，他也努力探索中国天主教会适应社会、与时俱进的道路。
现在有一种自由主义的思潮，在社会上有，在教会里也有，就是随意地、主观地、不负责任地批评指责他人、教会、社会和国家，甚至带有侮辱人格性质的言语，有的是为了批评而批评，有的则怀着敌对的心态而批评。他们对事实并不了解，但只要出现他们认为敏感的名词，就不加思索地随意揣测、大肆鞭挞。这种做法，如果他是一个党员，则缺乏“批评与自我批评”、“实事求是”的精神；如果他是一个教友，则没有聆听耶稣的“不要判断、免得受判断”的教导。
金主教从来没有这样批评指责别人，尽管很多次别人对他恶意指责、谩骂、嘲讽，但他都一笑了之。他的这种思想境界和心胸大器，是很高尚的，值得我们学习。
对于理顺国法与教规的关系，金主教有他清楚的观点。金主教认为，福音的精神，也就是教会的本质与使命，生活出主耶稣基督对门徒们爱的教导，努力完成主耶稣基督托付的牧灵福传事业。
教会不在世界上求得任何特权和尊位，教会只要实践自己的福传使命，通过这个社会与这个时代所能接纳的方式。所以，对金主教而言，教会的规矩应当遵守，但是一个国家和一个地方的法律更当服从。这么做，不是为了别的，因为我们是基督徒，在社会上，应该是奉公守法的模范。
历史上，在政教合一的时代，教会和政权一直纠缠一起，教会逐渐忘记了自己的神圣使命：不是在现世争夺至高权力，而是效法耶稣基督，做大众的仆人。直到世俗政权把教会当成势不两立的敌对者，教会遭受了惨痛的打击之后，教会才意识到，错的不是世俗政权，而是自己，因为自己忘记了自己的本质与使命，与世俗政权争夺现世的权力，教会把自己也当成了政权。这与耶稣基督创立教会的初衷，相去愈远。
所以，金主教常提醒我们，遇到困惑，要看历史。教会不是一本刻板的书，教会是一个鲜活的生命。她能适应任何社会、文化，因为她传播的不是一个架构，一个方程式，而是福音精神。因此，在一个地方，在一个国家，遵守宪法和法律，这是理所当然的。假如在某些个别的条文上，教会的规章与国家的法律相冲突，要记得，教会是仆人，是服务的，哪有服务的要僭越主人的？我们不能一边谦卑地说自己是仆人，一边又要争取特权。耶稣基督尚且完全遵守犹太法律与习俗，何况作为祂门徒的我们呢？
这一点上，我非常赞同前不久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所提到的积极健康的宗教关系观点，中国天主教必须要积极适应我们当前所处的时代和社会，妥善处理好教会与党和政府的关系、与社会的关系、与其他不同宗教的关系、与外国宗教的关系、与非教友的关系等，当然包括国法与教规的关系。这些关系如果处理不好，我们怎么能开展福传工作呢？我们一定会四处碰壁，举步维艰。
这条道路金主教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做如此认识和选择的。他曾走过一段弯路。其实，中国教会中很多人都走过这样的弯路，包括我自己。
金主教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天主教开始走独立自主、爱国爱教道路时，他不理解，不接受。但是，金主教经过他的人生种种事情，明白了很多道理。他的人生境界也因此而提高。信友们常说，天主能从坏事里面引出好事来。这是一句很有辩证智慧的话语。当人经历了一些糟糕的事情以后，会领悟以前从未想过的事理，会看到以前从未见过的风景。所谓人生的成熟，大概就是指这个。这并非是说人因为阅历而变得城府很深，变得油滑，而是因为经验，使人发现自己人生中的崭新境界。没有人会从不犯错，重要的是迷途之后的重新启航。金主教就是这样的，他在走过人生的一段弯路之后，找到了自己的圣召与使命，就是爱国爱教、走独立自主的道路。之后，他后半生就全力以赴地为实践这个圣召与使命而奉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在金主教的著作和他平时跟我们的交流中，他多次回忆自己小时候，外国人主宰中国天主教的一切事务，中国天主教徒最大的愿望是中国人自己管理自己的教务，因为中国人最懂中国人，中国人和西方人一样也是人，中国人也有民族自尊、自强、自立之心。
金主教说，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中国天主教会才实现了这个愿望，中国地区的主教都由中国人担当。所以，我们要十分珍惜这个机会，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教会，不能让外国人干涉中国的教务。
金主教在世时也很好地处理了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原则和对外宗教友好交往的关系。一方面，中国宗教走独立自主自办的道路与新中国的外交策略是相呼应的，独立自主自办是宪法规定的基本要求，不只是天主教，任何宗教在中国的发展，都必须要依靠我们中国人自己的能力，在政治上、经济上、内部事务上不受外国势力的干涉，另一方面，我们又要与世界性宗教保持友好平等的交往，共同促进人类的文明进步。我记得多年前陪同金主教几次出访欧美国家，在与当地的主教、神父交流时，金主教反复强调，中国天主教在教义上仍然与至一、至圣、至公、从宗徒传下来的圣教会保持一致。所以，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并不意味着我们中国天主教与普世教会信仰的是不同的天主、不同的圣经。
金主教十分重视和支持上海天主教爱国会的工作。他认为，上海市区各级天主教爱国会，对上海教区和下属各堂区的协助工作，是不可或缺的。所以，他常关心爱国会的委员们，在物质上和精神上，给予他们鼓励。
金主教非常关心爱国会委员们的综合素质，他总希望委员们在政治思想、宗教信仰、文化素质和奉献精神上，均衡发展。因为爱国会毕竟是天主教的组织，应该反映出天主教的信仰精神。有时候，他也会指出爱国会个别委员存在的不足，就是在信仰上冷淡，甚至主日也不进堂参加教会的弥撒礼仪，他说：这样的爱国会委员，怎么可以代表爱国会来引导教友们走爱国爱教的道路呢？教友们会说：这人自己一点儿也不热心，我们不服他。当然，我们上海天主教爱国会的绝大部分委员们都是有信德基础的，在金主教的教导下，常努力而自觉地修正和平衡自己的使命。
金主教对上海天主教爱国会的评价，可以在他每次参加爱国会重要会议时的讲话中表现出来。金主教每次都代表上海教区，衷心感谢上海市区各级天主教爱国会对教区和堂区事业的协助。如每年五月份的佘山朝圣活动，市区爱国会的教友们，默默无闻地服务在每一个角落，使得每年佘山圣母月整整一个月的朝圣活动，平安无恙。他们的工作，我们看不到，但是，我们上海天主教的平安与稳定发展，与上海天主教爱国会的努力工作，是分不开的。另外，在教区和堂区的重大教务和礼仪活动中，爱国会总是身先士卒，在最麻烦、最细节、最繁重的任务和环节，积极协助教区和堂区，多年来与教区和堂区可谓配合默契，相得益彰。
我们这一代人受金主教的影响很大，不仅在灵修上，在爱国会的工作方面也是如此。金主教经常鼓励和教导神父们，在堂区要和爱国会积极合作，发挥爱国会的作用，协助堂区的各项堂务工作。
司铎中有不少，都是因金主教的教导和支持，而加入爱国会，在教区和堂区，把爱国爱教的天主教事业，相互结合，引导教友们走适应时代与社会发展的道路。我也是很早就被金主教推荐到市爱国会任职的，在我晋铎的第二年，金主教就推荐我加入上海市天主教爱国会，他令我在爱国会虚心向老一辈学习。当时，作为一个小字辈，老一辈的爱国会领导们都很爱护和器重我，给我学习和实践的机会。当时我对爱国会的事业不甚了解，有相当长的一段时期，爱国会安排我给年轻委员们讲课，所谓“教学相长”，金主教也在多次较大型的爱国会重要会议上，让我代他发言，这给我很大考验和锻炼机会。我也慢慢了解了爱国会事业的重要意义，对爱国会的性质、宗旨、作用都慢慢有了较深刻的领会，改变了我早期的一些看法，亲身体验到我们的爱国爱教的事业，正是一个积极引导广大信众适应社会主义社会的事业，一个鼓励广大信众在各个领域投身国家和社会建设的事业。当我们天主教越适应和投入，我们在这个社会中也就越被认可和接受，我们的牧灵福传工作，也就越顺利。这是一种良性的相互关系，产生良性的效果。尤其是，随着接触增多，工作深入，我和很多老一辈爱国会的领导和委员成了忘年交，如已故的顾梅青、唐国治、陆微读教友等，还有李文之、马百龄、王良全、艾祖炯教友等，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他们给予了我很多的关心和帮助，他们退休以后，我还能收到他们寄给我的圣诞卡呢。
有一段时期，我也曾经受到外界的蛊惑，对爱国会做出了错误的言行，事后反思，这是一种极其不明智的举动，并且良心上反而更不安宁，伤害了那些长期无私地关心我、帮助我的人，也破坏了金主教长久以来为上海天主教所构建的大好发展局面，这样的错误本不应该发生在上海天主教这么一个有着爱国爱教传统的地方。为此，我内心深处一直感到不安和愧疚，希望能用实际的行动来弥补这些过错。对上海天主教爱国会，我始终带着很深的感情，这种感情既来自于对爱国会历史上对教会健康发展作出的贡献，比如恢复宗教活动时爱国会帮助落实政策，改革开放后爱国会协助教会开展牧灵事业等，更来自于我亲身参与爱国会的各项大大小小的工作，爱国会并不是境外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我相信现在上海大多数的司铎、教友们都认同爱国会、信任爱国会。
天主教爱国会在中国天主教会的发展中始终是一个不可替代的角色。在历史上，爱国会已经用无数的事实证明了其对教会的重要性。在我们国家发展到现阶段，我认为爱国会在牧灵福传事业中的地位仍然十分重要，她能够在政治引导、教务协助、社会服务等方面发挥其独特的作用。比如说，爱国会的桥梁纽带作用可以帮助广大神长教友更好地贯彻落实国家的大政方针政策，作为一个组织严密的信教群众团体，可以在教务上协助堂区和教区做更多的工作，作为教会的延伸手臂，爱国会更可以把教会慈济天下的善举播洒到社会更多的领域，以体现天主的大爱。在上海，我始终认为金主教所探索的“四驾马车”（上海市天主教爱国会、上海市天主教教务委员会、上海市天主教知识分子联谊会、天主教上海教区）并驾齐驱，是天主教上海教区做好牧灵福传事业的最好方式，因为每个团体都有其独特的价值和作用，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式，弥补教会工作的不足。
从我自身的经历来说，还应该学习金主教另一种品格，那就是勇于修正自己的过失。人孰能无过，虽然金主教早年时走过弯路，但也正因为他从这段经历中痛定思痛，寻找到正确的圣召，才得以在他后半生创下光辉的功绩。这几年，我反复地学习金主教生前的文章，学习利玛窦等先贤的传教经验，从中反思自己，不断修正自己年轻气盛、贪慕虚名、浮夸不实等缺点。也正是这几年不问世事的默默沉淀积累，让我对过去自己不成熟、不全面、不正确的所思所想有了深刻认识。人都需要成长，不仅是身体，更是学识、视野、胸襟、思想和心灵境界，年轻的我们一直躺在老一辈爱国爱教神长教友的功劳簿上，缺乏自己对走独立自主自办教会、遵守国家宪法法律、积极适应社会主义社会的深刻认识和坚定信念。我记得复活庆典弥撒中咏唱的“逾越颂”中有一句：“Felix culpa”（幸运之罪），这句话今天好像既给我们鞭策，也给我们希望。鞭策是，我们犯了罪，跌倒了，这是要接受惩罚的；希望是，我们获取了教训，我们哪里跌倒，就要在哪里爬起来，开始新生。
